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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宋八大家”
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地市一级。
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都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
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
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
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
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亲切感。
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
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才会趁着政治运动之际，挟嫌报复，狠下死手整知识分子。
因此，与文化素质缺欠的领导人，或文明修养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庄子在《秋水篇》里所讲的：“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这就像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局限于视野，偏颇于眼界，拘束于心胸，窒碍于头脑，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
《千里送京娘》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
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经，其正大光明，成为话本演义、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
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
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
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
’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
。
据《宋史》，“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
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对他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
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起义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
起的200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陈桥兵变”
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
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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