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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
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
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
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
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据《宋史·曹勋传》，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宋徽宗，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
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
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
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做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发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赵匡胤誓碑的真实性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变”
发生时，《避暑漫抄》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二是未见宋朝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朝脱脱所著的《宋史·太祖本记》中，有过类似记载；三是如此盛德之举，正应借以广树恩信，延揽人心，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讳莫如深。
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后的“知多识少”
了，唯奉本本主义，而眛于事理常识。
其实，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不能断言其不存在；未见于信史所载，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学报纸社论、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
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对如此“二等公民”
的安排吗？而做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仲淹多次提及“祖宗以来”
，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
“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
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
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
今高邮无兵与械……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
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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