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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目的：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头落地，杀鸡给猴子看，警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
元、明、清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吓得连屁也不敢放得一个，就是没有大宋王朝“不杀士人和言事者”
的保证。
所以，在宋朝，无论变法的，反变法的，对于蔡确的惩罚，齐感不妥。
遂不分殄域，不计前嫌，联合起来，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来处理。
北宋这两起“文字狱”
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都以流放了结。
苏轼流放得近一点，蔡确流放得远一点，这就是赵匡胤那块誓碑的作用了。
“乌台诗案”
来势汹汹，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势。
苏轼被押到开封，关进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
慢慢地有人为他缓颊，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
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之弟）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
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
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
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
’”
章惇也规谏过神宗：“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
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于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关了苏轼三个月后，不想、不愿、也不敢杀文人的神宗，终于将他释放了。
对他的处分还算手下留情，只是发配到湖北黄州这不算太边远的边陲县份，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回来，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
有饭可吃，无公可办，那时大概不用写检讨、作交代，这样，他倒有足够的时间吟诗作赋，著名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车盖亭诗案”
的处理，比较复杂。
元朝脱脱编《宋史》，将蔡确列入奸党传未必合适，但自宋而元而明，对“王安石变法”
的看法，一直负面，也是客观存在。
第一，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主政，重用旧党，推翻新法，形势对蔡确不利。
第二，继王安石为相后，蔡确又极其卖力，贯彻新法，很得罪了那些反变法派。
第三，生性歹毒，作风恶劣，害人甚多，结怨不少。
此案一出，很令他的对立面欢欣鼓舞，想不到你小子终于有这一天。
但谪令一出，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绝对要他性命的处置，令朝中支持他的一派、反对他的一派，以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一派，都傻眼了。
他是当朝宰相，即使有错，也应得到尊重，应该体面下台，更不能远放新州，到那“与死为邻”
的州县。
于是，大宋王朝的变法一派、反变法一派，竟一致认为处分过于严重，而且不合祖宗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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