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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很可能废了他，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
于是，御笔一批，说这两位台谏，“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以远窜，以示宽恩。
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
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
。
从他所用“诛殛”
一词来看，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忿之意。
其心胸歹毒褊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太祖誓碑，如果没有“天必殛之”
的诅咒，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
因为誓碑的约束，因为谶语的威吓，他住手不予“诛殛”
，所以，他也就敢宣称自己，“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
，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
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说明他“跪瞻默诵”
过这块誓碑，大概不敢不太当回事的。
再从北宋时期著名的“乌台诗案”
和“车盖亭诗案”
看，这两起“文字狱”
的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对时局的大不满；蔡确以唐代的武则天，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是明显不过的“恶攻”
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是活不成的了。
可在宋朝，他们只止于被流放而已。
虽然被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缓慢的死亡，无穷的折磨，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
《宋稗类钞》说过：“章惇恨安世，必欲杀之。
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
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
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像苏轼最后赦回中原常州，是极少的幸运者。
凡流放于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最后无不瘐毙于蛮烟瘅雾的毒域。
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斩”
、清朝的“凌迟”
，相对而言，就算是“仁政”
了。
若无赵匡胤的誓碑，恐怕连这点“仁政”
也是不会有的。
两起“文字狱”
事件，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打击反变法派；同样，哲宗继位后，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对变法，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搞倒变法派。
但是，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到底要怎样处置时，是杀是关，是释放还是流放，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
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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