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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
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
，就相当难堪。
我承认我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
，到60年代的“文革”
，不止一次地“没起子”
过。
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
朋友，以及自称的“漏网右派”
，非要扎进这个堆里求“光荣”
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而笑，心想，装什么孙子呀？
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
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谁不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时刻准备着撅腚挨打，一副可怜相呢！
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作为中国人，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按各自的可能，走各自的路。
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
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1689）、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跌宕起伏的时代，出奇伟磊落的作家；平庸乏味的时代，出无病呻吟的作家；那么，堕落下流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专写脐下三寸的裤裆文学作家。
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逸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黏不住坐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文字。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
唯一的例外，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朝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青楼纵**、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泡小姐、耽溺歌场舞榭、言必“性”
字当头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
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蓖，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
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年间，仍有一部《红楼梦》在；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
就是这个道理了。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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