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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在舆论方面，足以施加影响；恐怕在行政方面，也有不可小觑的左右能力。
所以，在他盛时，不但没有反对派，连偶尔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
他的姻亲赵执信著《谈龙录》，认为“诗之中，须有人在”
，对他漂白文学持异议，也是到了王士祯的衰暮之年才敢面世。
当大家向他立正敬礼，众口一声，就是好，就是好时，赵执信唯有闭嘴，不敢口置一词。
现在来看，王士祯的走红，是清朝初期那元气大伤、总体趋弱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这有点像晋人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那样。
斯其时也，名声较响的大人物，都是明末遗民，经过鼎革的战乱，经过“文字狱”
的熬炼，虽然一部分人被镇压了，一部分人缄默了，一部分人钻进考据和小学的故纸堆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些出生于明朝，成名于清朝的新生代，面对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李颙、谈迁、张岱、万斯同、阎若璩等庞然大物，难免相对泄气，自惭形秽。
说得雅些，“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说得俗点，抱团取暖，自抬身价，便矬子里拔大个，把同辈之佼佼者王士祯推到台面上来罢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清朝历史上，王士祯还是很重要的一页，第一，他的诗写得还算精彩；第二，他的诗理论符合当局的意识形态政策。
第二点要比第一点更加奠定他在顺、康年间的文学地位。
政治第一，意识形态上的洁癖，清朝统治者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王士祯的“神韵说”
，某种意义上的“文学漂白论”
，对康熙来说，可谓适得其心，讨得龙颜大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否则他不会这样走运。
当然，王士祯此说，并非独创，用来阐发此说的最具招牌性质的两句话，一是唐朝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一是宋朝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说明其来有自。
版权虽不属于王士祯，但他能够融会之、升华之、系统之、实践之，于是，“漂白文学”
的“神韵说”
应时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不再视自己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
这样，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末遗民一代，随着他们的老化和死去，退出文学舞台，国愁淡化了，家恨稀释了，王士祯在康熙的给力下，成了顺、康年间的广大教化主。
王士祯之“神韵说”
，所以能成为卖点，一方面是诗至明末，“因陈积习，肤廓纤仄”
（纪昀语），偏弊株守，了无生意，已钻进牛角尖，黯无前景，大家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自然期盼一个新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神韵说”
的“漂白”
作用，那空透明渺，冲和淡远，风致清新，不落实处的境界，比较投合统治者的胃口。
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愿意人们给他添乱的，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
，讳言现实，不碰前朝，无关族群，只在空灵，自然获得当局青睐，遂独树一帜，率模天下。
自都门而外省，士子无不竞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写诗无不追求空灵。
侪辈同僚，以与其交往为荣；晚生后学，以得其指点而红。
诗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风景名胜，以得其题词增光。
文章出手，诗歌传诵，常常产生轰动效应；足迹所至，留连忘返，总是倾倒万千苍生。
晚清史学家李元度感叹道：“公以诗鸣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识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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