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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扬州画舫录》的李斗也说：“公以文学诗歌为当代称，总持风雅数十年。”
清朝禹之鼎《王士祯放鹇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描绘的是王士祯因久客京师思念故里而放鹇出笼的故事。
当时到北京来的骚人墨客，得到一谒渔洋先生的机会，才算不虚此行。
但经常碰壁，不断撞锁，后来经人指点，捷径就在慈仁寺，只消到了那里，便可一睹尊颜。
这就是清朝陈康祺《郎潛纪闻》所写：“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
明朝的慈仁寺、清朝的琉璃厂、当下的潘家园，都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旧书市场。
若想面见这位大师，就得在慈仁寺先去等候着。
在《古夫于亭杂录》中，同样的故事，王士祯又重复了一遍：“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
’如其言，果然。
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
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
有些亲历的事情，最好自己说，比较有现场感；但有些亲历的事情，最好别人讲，更能具客观性。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先生未能把握住这种微妙的分寸感，对自己的造名术，不无得意地信手写来，自诩自矜之情，溢于言表，反而产生负面效果。
不过，慈仁寺摊的小故事，也足以说明王世祯享誉长达半个世纪的事实。
在中国文人倒霉的全部历史上，获得如此褒赞，确属难得的罕见现象。
不妨比较一下近世文学史上的衮衮诸公，便知分晓。
鲁迅如何？曾经多牛，可近来连中学教科书也要将他的作品减少。
因此而言，中国文人也真是够可怜的。
首先，彼此相掐，堪称厉害；其次，上下相压，尤为可怕。
后者的杀伤力，大于前者十倍，怕也不止。
过去的一个文人，现在的一个作家，能够持续红上十年、二十年，不灰不黑，不倒不垮，不遍体鳞伤者，真是屈指可数。
这位大佬，除了谢幕时稍受一点挫折，严格算起来，起码有七十多年，安然无恙，其诗、其文、其画、其书法，居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居然没有被人完全忘却，按照“五四”
以来的文人盛衰史，按照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兴灭史，通常规律，差一点的五年换茬，好一点的十年轮回，再熬下去，继续挣扎者有之，苟延残喘者有之，当然顶风臭四十里者也有之，能够如新城先生这样老而自在、老而滋润、老而优悠、老而风光，不背后被人戳手指头，那就少之又少了。
虽然顺、康之际，离今天并不太远，但历史这东西，只记看得见的行为举止，不记看不见的心路历程，因而其中许多暧昧，遂成一片真空。
对于这位执顺、康文坛牛耳的大佬，现在已说不清他的这种“漂白洗净”
，追求唯美，眼空一切，背对现实的诗歌理论与文学实践，为统治阶级所看中；还是这位活了77岁的长寿老人的主动逢迎，或有意配合。
当然，也不无可能是王士祯在“文字狱”
的恐怖气氛下，看到庄氏“《明史》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
的血迹斑斑，而着意经营的一条安全系数相当高的文学道路，苟安自得；说不定在康熙对文人实施大规模镇压，然而并不可能，也不打算予以全部屠灭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开的一条允许文学生存，但不允许文学造反的活路，于是，“漂白文学”
一拍即合。
也许，以上的臆测并不存在，弄不好有“厚诬”
之嫌。
那么，最合适的推断，王士祯的美学观点，比较吻合统治者的“绥靖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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