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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但我大会小会熬了过来,倒不曾挨打。
被唾弃者唾沫星子溅得我脸上开花是有的,被揭发者狗血喷头吓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义愤填膺者罚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没人碰过我一指头。
到十年“文革”
期间,就完蛋了,说是“文革”
,其实倒是结结实实的“武”
革,真是“几度疑死恶狗村”
啊。
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里,一边高,一边低,就是那场“革命”
留在身体上的“胜利成果”
。
所以,我对“文革”
中的遭难者,便有“身受感同”
的共鸣。
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他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
,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
估计老先生在“武”
革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
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摸的斑渍。
环视室内,这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悲剧就在于俞平伯代人受过的同时,其实他对脂评的看法早已与老拍档胡适分道扬镳。
可在人们心目中,一提新红学,这两位就被捆绑在一块儿,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根绳子拴两只蜢蚱,谁也蹦不开谁,他也就不得不扮演这个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就永远没机会说了。
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你看,20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
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的谈话中也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构楼梦》的,有功。
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180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
“您怎么啦,俞先生!
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临走,还要砸俺们的饭碗,害得我们无以为生呢!”
这就是小师和大师的不同之处了:小师形而下,求实;大师形而上,尚虚。
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联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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