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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辞掉公职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
但文中出现了“泉台”
这样的字眼，弘历一看，挑起刺来。
他说，“泉台”
二字，加之常人尚可，岂可加诸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简直混账之极！
也许，九五之尊，不会出此粗口，但他心里会这样申斥的。
什么混账东西，你们以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领导内行，想蒙我唬我吗？结果，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为此俱着罚本俸一年，连基本生活费也不给。
由此来看，这样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别爱好收拾文人的皇帝。
这一点，与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经坐稳一百多年。
然而，一个人的根，扎在血脉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如果不幸这根是劣根的话，那就成了劣根性。
清朝历代皇帝，那种狭隘的意识、一些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盘根错节，无力挣脱，遂造成这个种族最后的没落、这个朝代最后的衰败。
所有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头领、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权力巅峰，都难免这种抱残守缺的愚执。
有什么法子呢？试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统治着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传统悠久的汉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没，焉能不让他们戒备防范？对这些整日疑惧不安、心理复杂变态、充满过敏反应、深感危机叵测的帝王来说，面对汉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择巨细，在铲除上之不遗余力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而弘历在这方面，可以称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位。
据故宫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满清文字狱档》，顺治在位18年，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加在一起，共计152年，清朝的中央政府一级，或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或消防灭火式的中规模，或追查扑杀式的小规模，先后共制造了160余起的“文字狱”
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个月的光景，就对汉族文人开刀问斩一次。
在这种皇帝钦批的诏狱里，坐大牢的，掉脑袋的，株连九族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
加上地方政府一级的扩大战果，层层加码，法外行刑，斩尽杀绝，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过刀，以邀功求赏，用这些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全中国到底关、杀、流、坐、立决、凌迟、斩监候多少文人，恐怕是个统计不出来的巨大数字。
袁枚虽然生活在每隔十个月，就得收紧一次骨头的年代里，不但毫发无损，皮毛未伤，而且还相当愉悦地活到了81岁，寿终正寝。
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称羡么？能不令人视为奇迹，纳罕叫绝么？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他的话，是绝对来得及的，因为袁枚咽气之后两年他才咽气，但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让这样一位“倡性灵说，天下靡然从之”
的大文人，在文网罗织、诗狱频仍的年代里，逃脱自己那一双鹰隼般捕获猎物的眼，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我特别钦佩这位老滑头，头大且滑加之老，俗话说，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属于这种让乾隆没辙的老人家。
说实在的，他的名气，大得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状，其招摇、其响动、其出格、其影响，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置之不理。
据李元度《袁枚事略》：“所作随园诗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购其书者，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
这份张扬、这份排场、这份气势、这份声誉，尤其不可能不让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产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视之，心不为动。
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辈子，舒畅自在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风流潇洒一辈子，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那些愁眉苦脸、焦虑恐惧、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弘历好作诗，这是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干嘛非要挤进诗人队伍里来？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后的次年）六月，他的处女作《御制诗初集》问世，共44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诗共4150首。
此后，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到了咸丰年间，他当太上皇了，还在写，一生写诗达4万多首，超过《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篇总量，这实在是惊人之多。
一位如此强烈喜好写诗的皇帝，对文人来讲，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祸的可能性反而很大。
固然，皇帝爱好文学，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马屁文人、拍不上马屁的文人、马屁没有拍好拍到了马脚上的文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大学士张廷玉，因为一纸祭文，用了“泉台”
二字，被罚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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