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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了解，弘历必是一位非常精细、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识的人。
如果他不是帝王，而是个普通人的话，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当他的下级你就没命了。
因为这种唯我独尊的强人，几乎不能容忍超过他、胜过他，对他不敬、对他的存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
在太庙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这张脸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辞职，未必受到乾隆对张廷玉五大臣罚款影响，但下决心打报告自炒鱿鱼，他肯定了解这位懂诗的皇帝，对于诗人的存在决不是什么福音。
果如其料，第一，对钱谦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销毁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四十一年汇辑《四库全书》时发布上谕，“钱谦益等人，实不足齿，其书自应概行焚弃”
；同年，命国史馆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钱谦益，将其彻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册。
第二，对沈德潜，乾隆二十六年，将这位老夫子由苏州招至北京，因为陛下正处于诗歌创作热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为其大量制造诗篇。
归愚先生虽年近古稀，但乾隆对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编修、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许原品致仕，并赐诗送行，作为御用文人，得此殊荣，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集》诗案起，乾隆以其曾为之作序的罪名，尽管已死多年，也不轻饶，“扑其碑，夺其谥”
。
其实，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还乡之后，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为陛下代笔的秘辛，这才招来刨坟掘棺之灾。
就这样两位诗人的下场，能不让袁枚不寒而栗吗？
现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种自觉行为呢，还是他下意识的本能规避？他似乎总是躲着这位陛下，这形成了他的生存准则。
所以，他做官，也只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阳等小地方的县令。
偏偏两江总督尹继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赏识他的诗词才华，虽一为上司，一为下属，但同为斯文，倒也相处得不错。
从袁枚的《随园食单》里，可以看到他在总督府里，吃过鲟鳇鱼、风猪肉、鹿尾等诸多大菜的记载，可证他们除了诗词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还是一对很合胃口的食友。
随后，尹继善就“剧调”
他到江宁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
江宁是个大县，是官员们仕进南京的跳板。
因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为乾隆所关注，后来，他六下江南，都落脚于此。
但袁枚却不领情尹两江的这种安排，很快就请假，“引疾家居”
。
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其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饿得死人的地方。”
同样，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场，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
乾隆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与两广总督策楞对调，这场权力角斗，使袁枚看透了，政治这玩意，文人还是不宜沉溺其中为好。
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过人家，浅尝辄止，也就够了。
况且，尹文端赴岭南就任，他在这个能饿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待了。
尽管尹继善不是他的保护伞，但朝中有人好做官。
遂生顿悟，拉倒吧！
索性连官也不要做了。
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
这时，吏部下文起复，要调他到陕西去任职，他就借口“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
而请辞。
这位乾隆四年的进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辞官了。
那年他应该是32岁，约相当于现在文坛上那些80后年纪的后生，我觉得袁枚的举动，确有惊世骇俗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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