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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
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
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中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
，其中的这个“穷”
字，除去物质的“穷”
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
，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
，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
，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也。
瘠土之民向义，劳也。”
“沃土”
，或者“瘠土”
，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
或者“鸽笼”
。
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
谓予不信，康熙时期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中国历史上的典型事例。
清王朝统治天下268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
据记载，清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
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
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恶，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试看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
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个时期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后，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于是，我想起比纳兰性德大一岁的同时代文人戴名世了，这位康熙时著名“文字狱”
“《南山集》案”
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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