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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加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
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投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儿搞“文字狱”
的，是一定要整肃知识分子的。
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
，“罔视君亲大义”
，以“大逆”
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先死。
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方苞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
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
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的刀，这也许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75岁方告老还乡，81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
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
但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
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
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巨擘大匠。
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
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否还有此类现象？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
至盼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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