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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往往一大群君子斗不过一个小人。
4．在皇权专制的社会，特别容易产生小人
如果我们只从典章制度来衡量一个朝代的好坏，则历史上不存在败政。
因为所有朝代的法律与纲纪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法律毕竟在皇权之下。
人亡政息，固然是悲剧，人庸政劣或者人奸政败，更是“自作孽，不可活”
。
所以，在皇权专制的社会，特别容易产生小人。
这是因为人们往往能通过非正常途径（诸如行贿、邀宠、投其所好等等）从主子那里获取个人利益。
国家名器，本为至重，但屡为小人所窃。
这些人一旦篡踞高位，则朝纲法制形同虚设。
于是，为君子者犯颜直谏，如海瑞、杨涟等人，无一例外酿成悲剧；为小人者投机取巧，如张彩、崔呈秀之流，虽最终没有好下场，但过程却是风光无限。
到了明朝末年，已是土崩鱼烂，大厦将倾。
最后一位崇祯皇帝想挽狂澜于既倒，但满朝文武，竟没有几个可用之人。
小人、庸人把持各大衙门，虽出了一个袁崇焕，本可支撑危局，可惜群小夹攻，崇祯皇帝辨不了是非，将其凌迟处死。
到此，明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
5．小人泛滥导致朋党政治
却说崇祯当政之初，的确想有所作为。
比起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和父亲熹宗皇帝，他算是认真当皇帝的一个人，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小人当政，朝廷的大臣内，已几乎没有治国的英才了。
《烈皇小识》记录了一则小故事：
上（崇祯皇帝，笔者注）一日御经筵，问阁臣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
周道登对曰：“容臣到阁中查明回奏。”
上始有愠色，继而微笑嘻甚。
上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为情面？”
周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左右皆匿笑。
周道登为崇祯朝的内阁首辅，也算是权倾天下的人物。
看过这则记载，相信读者即便不知道周延儒的生平，也会得出结论，此公乃货真价实的庸流之辈。
细细分析这两句问话，便会看出崇祯皇帝用了心计。
他问“宰相需用读书人”
，是因为他觉得眼前这位宰辅，委实不像一个读书人，既无学养，亦无品行，更无挽救颓政的能力。
当此时也，朝廷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探其原因，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讲“情面”
，其后果是人情大似王法。
周道登在崇祯皇帝面前，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大搞朋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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