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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方面，是朱元璋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即“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
。
这短短几句话，细究起来，可谓内容丰富：不改其旧，就是给予民族自治的优惠政策；顺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施以教化，让其学习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则表明了中央政权的原则和立场，被任命的土官，必须与朝廷同心同德，否则，给授的官职不但可以收回，而且还必须接受处罚。
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在少数。
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今西昌）土司月鲁帖木儿造反，想脱离王朝独立，柏兴州土酋贾哈刺跟着起哄。
官军立刻前往围剿，两人先后皆被诛杀。
两处的世袭土官也从此革除，改任流官。
4．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谓最为完备。
《明史·土司传》明载：“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
此即土官土吏制度之所始欤！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
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我认为，这段论述并没有朱元璋给木德的第二道圣旨那样雍容大度。
作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于羁縻”
与“因俗施化”
这两句话有着质的不同。
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
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文明。
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政权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对反抗者只会是镇压而让其威服。
恩威并济，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两手。
朱皇帝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绝不会是一手硬、一手软。
在整个明朝，木氏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良性地发展。
按《纳西族史》的说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持下，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朱明王朝对忠于政权的木氏家族，的确呵护有加、礼遇优渥。
终明一朝，见之于记录的赏赐有二十八次之多。
1383年，阿得刚一归顺，朱元璋就亲笔题写“诚心报国”
四字，制成金腰带赐给他。
阿得投桃报李，多次带领自己领导的“义兵”
协助官军前往围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的酋长。
研究丽江在整个明朝的发展情况，与其说是“羁縻”
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因俗施化”
的政策导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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