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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识分子，还存有一份可贵的伤时忧国之心。
《世说新语》里记载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
周侯（恺）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皆相视流泪。”
虽然这类文士沙龙式的忧伤，无济于事，而且多少也有一点吃得太饱，帮助消化之意在内；但总是反映出一种与当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声音。
这也就足够足够的了，还能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呢？
何况时间是治愈任何创伤的最佳药方，对陶潜来说，向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和幽州，不过是诗人罗曼谛克的遐想。
而对晚生二十年的谢灵运来说，他祖父谢安派谢玄击退苻坚的淝水之战，已成了昨日的辉煌，朝野习于苟安，社会趋向奢靡，在他们的诗集里，连新亭对泣的那种山河之异的感情，也难得一见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别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自己却躲在屋里的好汉，也许该高声责怪，或者挥笔痛斥新亭饮宴的诸位文士，包括这两位逃遁到田园山水中的诗人，竟没有拎着两枚手榴弹，越江而北，深入敌后，作敢死队，光荣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
其实，说现成话，说风凉话，或事后诸葛之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忙着鞭挞别人而自己又并不身体力行，这种卑怯的勇敢者，不过是鲁迅笔下《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个悻悻然的小人罢了。
至于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绿卡和不拿绿卡的贾桂们，为讨好主子而信口雌黄，更是不值一嗤。
陶渊明之田园，谢灵运之山水，这类文学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里，自然形成的态势。
文学这东西，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大致走向，总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制约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从来也不以哪个人的喜好提倡和厌恶扼杀而改变的。
若是悖谬于这种最起码的常识，而求全责备，百般挑剔的话，说得好听些，叫做缘木求鱼，说得不好听一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话题还是回到那位从彭泽令逃官的陶潜身上。
他归去来兮地回到了家乡，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来不多的屋宇家赀，统统付之一炬，日子相当难过了。
一代名将檀道济，时任江州刺史，曾经到他府上拜望过这位隐居的老先生，劝他出山；不想做县令的话，管管文学总是可以的吧，这几乎谁都可以干的呀，一定要给他找份差使。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陶老夫子卧病在床，贫馁之至，即使如此盛情敦请，他也谢绝了。
“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他这个抉择是痛苦的，因为他非常之贫困，非常之需要面包，而他，不但不要面包，连檀道济送他的红包也退回了。
事实证明陶潜是有远见卓识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险，后来，甚至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因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头嘛！
他要追随而去，站错了队，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尽管小汽车开到了门外，任命书也拿来了；特级作家，高干待遇，自不待说，软席卧铺，星级宾馆，也给准备好了，但陶潜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没有进入感觉误区，确实令人钦佩。
老实讲，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这种**的，不**还要削尖脑袋钻营呢！
这等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不过，若是早个几年的话，陶潜保不准也会伙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后组阁搭班，走马上任去的。
早年的他，对于官场，对于权欲，也不是像后来这样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聪明起来。
起初，他也是个进则入幕为仕，退则山林隐居，不那么甘于寂寞的文人，犹如时下某些文坛隐士一样，以隐求显，以退为进，说穿了，不过是兜售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
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过饷，也在篡晋者刘裕手下做过事，还在地方军阀刘敬宣手下领过薪水。
虽然这些主子们之间形同水火，经常兵戎相见，但他倒也能端谁的饭碗，便为谁卖力，在不断地改换门庭之中，要八方联络，四面讨好，也够他老人家累的。
后来，他看透了仕途险恶，官场腐败，门阀制度森严，时局动**不安，便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泽令的位置上逃归柴桑郡，从此，控制住那根爱膨胀的诗人神经，就隐居不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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