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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具有蛊惑力，所向披靡了。
名士豪族，权贵高门，达官要员，文人清客，倡导于上。
街头巷尾，市井巷闾，蝇营狗苟，等而下之者流，呼应于下。
清谈玄议造成的民风颓废，世俗恶浊，人情奢靡，事理败坏，便不可抑制了。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那些“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屐，出则车舆，入则扶持”
。
不但思想精神颓败，身体四肢也荏弱下去。
有个叫王复的建康令，身为首都市长，一辈子不但没骑过马，大概连马也没见过。
有一次，手下人给他牵来一匹，请他上马，那马受惊，嘶鸣跳跃，把他吓坏了。
他责备下属：“这不是老虎嘛！
你怎么把它叫作马呢？”
所以，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围困建康数月，这些坐而论道、空谈误国的名流，“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
哪怕打开台城大门，放他们逃生，也走不动，跑不脱了，只有坐以待毙，朽死而已。
李谔所指责的南北朝“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这笔账算不到魏晋文学的头上。
应该说，魏晋文人个性精神的发扬，是中国文人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
在此以前，屈原、宋玉之于楚怀王，贾谊之于长沙王和梁怀王，邹阳、枚乘之于梁孝王，司马相如、司马迁之于汉武帝，王褒之于汉宣帝，扬雄之于汉成帝……他们虽然在文学上有不朽的建树，但他们作为文人的个性，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他们作为侍从的职业需要，他们的文人人格，是并不完整的。
所以，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瘐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谦谨卑微，而缺乏文人应有的自由质素，大概是可以断定的。
要不然，他们就不会产生“忽驰骛以迫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的幽怨感，失落感了。
这种实际自视“臣仆”
的思想特征，一直到了魏晋文人身上，才开始大大淡化。
且不说祢衡像红卫兵小将一样，跳出来公然批判曹操了，也不说孔融敢于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在首都许昌搞个“红三司”
什么了，文人意气可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虽然这两位先生最后弄掉了脑袋，但他们被砍下的，却是一颗颇为自负的文人的头。
由此开始，中国文人才由秦汉时依附于统治者的从属地位，成为独立的能够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的自由思想主体，是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一个作家意识到他不是谁的下级，附庸，奴仆，而是自己作品的上帝，这一点觉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尽管“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
，在这位操生杀大权的司马昭大将军面前，连曹姓皇帝都要视其眼色行事，但作为文人的“阮籍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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