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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
加之他手中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
。
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
当时，到许都去吟诗献赋，作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虽然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风雅，当时也被列为“八及”
之一。
时而舞文弄墨，谈诗论经；平素还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
这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产。
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
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
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
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的感叹，被人咏唱了一千多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做诗，到了垓下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了“虞兮虞兮奈若何”
来了。
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无气力，无奥援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附庸风雅，作斯文状，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计了。
亦文亦官，似民似官，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忙里偷闲还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处境。
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绝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作清高状。
拿破仑决不羡慕作家的荣誉，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
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亚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决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
哈韦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应该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事。
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
从前知道，商是唯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之说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
其实，像刘表这样的中国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中国的暴发户，百万富翁，有了许多的钱，甚至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一样，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
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领导，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欢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国，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
和有钱人在多宝格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当枪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
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埒高低。
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
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
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到来，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
《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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