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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
’遂南渡过长沙。”
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中心的。
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重灾区。
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掉一条小命。
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
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琼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
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
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幹、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
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
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
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
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
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
加之他本人“雅爱词章”
，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
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
所以，“慷慨任气”
，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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