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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十年浩劫”
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
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
，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并引起读者共鸣的。
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
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
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之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
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
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
遂科头拍袓，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之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
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
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
，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晡的快乐情景。
《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
尤其在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人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成的一群作家。
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
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
三字来概括。
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
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发展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
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
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
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
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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