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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文学界，谁老大，谁老二，谁是三类苗；谁是经典，谁不是经典；谁上排行榜，谁不上排行榜；谁的作品已经不朽，谁的作品不能传世，诸如此类分等编级，上下其位的事情，便绝对是中国特色的热闹了。
好像未见任何一位外国傻瓜教授出来干过。
他们有排行榜，那是根据书店的销售数量作出的，绝不是几个人把门和窗户关起，挂上不透风的窗帘，在那里面窃窃私语，嘀嘀咕咕地捣鼓出来的。
因为外国人信《圣经》，或许多一份敬畏之心，那书中警告过：“不要评断别人，这样，上帝才不会审判你。
你怎样评判别人，上帝也会用你评判别人的标准来评判你自己。”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外国文学彼此之间的争长较短，互不买账，也和中国差不离。
文人相轻，可谓天下通病矣！
美国那位老狮子海明威，损起美国文学同行来，说他们像养在一个玻璃罐里的蚯蚓，只能互相吸收对方的排泄物，可谓用语刻薄；但他并不封自己第一或者别人第二。
在俄罗斯，最有资格干这件事的别、车、杜三位，在彼得堡的《祖国纪事》写了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评论，也没有把当时俄国文坛那么多作家，排出一个金曲流行榜来，但果戈里，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倒也通过他们的慧眼，从众多灰色、平庸、普通、凡俗的作家队伍中识别出来。
高尔基在他的《文学写照》一书里，回忆和评价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托尔斯泰，珂洛连科，契诃夫，普利什文，珂秋宾斯基，当时俄罗斯文坛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高尔基以敬重的口吻谈论他们，但从未信口雌黄地把这些大师们来一个“排排坐，吃果果”
的游戏。
蒲宁在回忆契诃夫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对于当时俄国文坛从托尔斯泰起健在的文学巨匠的敬畏之心，使他有不敢轻易下笔的惶恐，契诃夫也只是开了大狗小狗的玩笑，劝他不要因为大狗在叫，小狗就失去叫的勇气而已，实际上还是一视同仁的。
由此看来，在这些智者的眼里，作家是无法相比较的。
再说，北齐的颜之推在《家训》里有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国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会因为这样的闹剧而失去什么吗？老实说，茅盾的作品，浩如烟海，它记录下的是整整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断不是一两句闲话就能否定得掉的，更不是随便翻上几页，就可匆忙结论的。
话说回来，当年这出文坛交椅重新编排的闹剧，能成轩然大波，不能不钦佩编、导、演的造势成功之术。
因为中国是个不大刊登社会新闻的国家，所以，只要谁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嗷嗷怪叫一声，那是最能获得轰动效应的行为。
有一次，遇到一位教授当代文学的学者，他讲了他带过一名研究生的故事。
此人十年寒窗，囊萤凿壁，写了十篇研究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一篇篇投出去皆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后来，他急了，一反常态，怪叫一声，写了篇全面否定、骂倒一切的文章，一下子成了文坛黑马。
所以，这范例对后来人大概是有些启示性的，他能做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呢？
从这里，我渐渐理解魏晋文人的许多怪诞了。
譬如那个写《登楼赋》的王粲，动不动就要学两声驴叫，弄得满座绝倒。
其实在所有能叫出声的动物中，以驴叫声最不雅，既不雄壮，也不委婉，唯有突梯滑稽而已。
这个王粲偏要来这一嗓子，无非也是邀人注意他罢了。
他在荆州刘表处不得赏识长达十六年，说实在的，他作驴吼，以抒心中的愤闷，似乎也该同情。
再譬如那个阮籍，爱作虎啸，那就更不同凡响了。
不过想到他在那个高压的政治箝制的局面下，除了醉酒外，他要不啸的话，岂不憋得非自我爆炸不可。
他甚至不远千里，去寻求同啸之好者，作竟日之吼。
可见怪叫，对真正的文人来说，则为表现自己的手段之一，是一种登龙之术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坐交椅者，坐不上交椅想坐者，或并不想坐交椅，只是想在交椅上制造一些震动者，要是世道太冷清了，没有什么兴奋点，无法起哄架秧子，是有点不好受，偶尔叫出那么一两声，人来疯，引大家投以目光，也就情有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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