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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交椅这东西是如何深入人心,阴魂不散。
几年前,一所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突发奇想,生出一份争交椅的好兴致,要重新给现当代中国作家排座次。
这本是一件见怪不怪,其怪自灭的事。
但好事之徒甚多,无聊小报不少,于是沸沸扬扬,一时间里,成为文坛的花边新闻。
其实,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这位教授从第四位打落下来,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则被推崇到这把交椅上,纯系个人见解。
他愿意这样看,有人愿意这样听,都无伤大雅。
正如那位与阿Q先生谊属同乡的老通宝先生(这大概是中国新文学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了),不相信洋蚕种,非相信土蚕种一样;也如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那位拖辫子的辜鸿铭教授,爱闻女人裹脚布的味道一样,属于嗜痂之癖,不必太当真的。
紧跟着,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连忙呼应,下聘书请金大侠任该校教授。
可见中国人的交椅情结之重,名次观念之深,因为哪怕随便上个主席台,吃酒席,集体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后左右,斟酌备至,商量再三。
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见好如此,以致堂堂学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学术性出版社连忙出全集凑趣,这倒变得有些可乐了。
甚至还有一位先生声言,谁要不读金先生的著作,便是神经病云云。
听了这种说法之后,联想李逵先生,在忠义堂上挽胳膊,捋袖子,为保卫交椅而大放厥词:“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
话说得如此豁边,也算是古今同音了。
上尊下卑,长幼有序,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一部分。
而纲常就是对付像老通宝这种永远在压迫的最底层的老实农民的,祖先当了长毛,还得逃回来当地主的奴隶。
至于流氓无产者阿Q,就洒脱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在赵庄领导人中间,说不定还会有他一把交椅呢!
所以,这种排座次行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农民最乐意干的事情。
由于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哄,互斗以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
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
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火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骨髓,即使文化人,好像也难能免俗。
外国人好像不怎么讲究这方面的学问。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里,刻有几个类似中国乐山大佛的总统头像。
这事倘若放在我们这里来做,从立项开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开多少次会,拟出多少方案:刻谁,不刻谁;先刻谁,后刻谁;谁在谁的前头,谁在谁的后面,不知要费多少周章。
在美国刻这几个总统头像,其中虽因经费和二战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人家好几十个死去的和仍健在的总统,就选了这几个刻了,也没有因此定出这几位是一级总统,剩下的便是二级总统这一说。
座位感或第几把交椅感,没有我们这里强烈,刻在那儿的是总统,没有刻在那儿的,也仍旧是美国人尊敬的总统,甚至“水门事件”
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死后的哀荣,不也照样庄严肃穆?
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这里,将作家评为一至四级。
每当外国同行拿到中国作家递过去的印有几级作家的名片时,常露出一丝惶惑的面色。
于是,要费许多口舌,拐弯抹角带比划,人家才明白何以这样定级,然后点头表示理解。
因为在外国同行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特别是精神产品,是无法掂斤拨两地加以计量的。
所以,茅盾从第四位跌落多少位以后,金庸从多少位以后上涨到第四位,这种碧落黄泉的升降排位,说句不好听的话,也是闲得无聊,没有麻将好打时的余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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