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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宋史》（卷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1121）“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
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七十多年。
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
于是，在蔡絛眼里“转战千余里”
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絛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
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
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七十八岁，“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絛。
凡京所判，皆絛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遣朝，侍从以下皆迎揖。”
这就是说，蔡京的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是由他儿子蔡絛承担的。
因此，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无疑问的。
那么，由此而知：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各自都领导了一支反抗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队伍。
但王伦的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的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
二，两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相类似。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
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尽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
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同在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
所以，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实际构成前仆后继的关系，大概比较贴合的。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
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我们知道白衣秀士王伦，与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包括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地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
“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
。
从朱贵对林冲所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
以这两人的言语考量，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拒贤妒能之辈。
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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