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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群情哗然，更多的要求伸张正义的人士，纷纷站出来为德莱福斯辩护，认为必须释放这位受诬陷的军官。
左拉那时正在国外旅行，很晚才得悉这一冤案的始末材料。
他的正直，他的良知，他对于邪恶挟重势以胁迫善良的愤怒，他对于无理搅理的莫须有式审判的憎恨，回来后便投人了这场为德莱福斯伸冤的斗争。
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文章，最为震惊法国和全世界的，便是在《震旦报》上刊载他慷慨陈词、痛斥当局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也就是《我控诉》这篇声讨文字。
这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作家发出的最强音之一。
如果说，一个作家，无力抗恶，迫于情势，保持缄默，尚可谅解的话，反过来，若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出卖灵魂，就是十足的堕落文人了。
因此，读明末清初钱谦益的诗，叹其精妙高雅之工，慨慷意气之韵，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铎为南明小王朝所拟的《降清文》。
“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这一派自己当汉奸，还动员别人也当汉奸的语言，这一张已经够丑恶、够恶心的投降派嘴脸，还用脂粉厚厚地涂抹起来，是怎么也淡化不起来的。
这些年来，知堂老人忽然红遍大江南北，为冲淡派散文家奉为大宗师。
然而，写得飘逸的文字，能遮住他当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那副汉奸的丑陋形象吗？我表示怀疑。
还有前些日子病逝美国的张爱玲，她的确写过一些很精美的小说，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其独到的见解。
不过，要是读过她在香港为某国新闻处炮制的反共小说《秧歌》之类作品，就让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很难用瑕不掩瑜这样的词藻来为她开脱了。
作为作家，不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免得玷污了自己的一生名节。
同样，对于邪恶，对于霸气，对于不公正，对于仗势欺人，对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对于成群结伙的围攻，对于碰不得摸不得的屁股，对于老爷子、小爷子的妄自尊崇，也应该具有一点正义感，至少不应该苟同，不应阿谀，更不应趋炎附势地巴结讨好。
所以，像左拉在德莱福斯冤案中，面对压力，哪怕对簿公堂，也要敢于仗义执言，这才是作家胆识和勇气的表现。
因此，左拉固然是用他的笔在写不朽之作，难道他也不是用他的人格、思想、行动、道义在写一部比文学更有力的传世之作吗？法国作家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他在“德莱福斯事件”
的表现，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
。
这不仅是对左拉的褒誉，也是对于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作家，一种人格上的期待。
结果，可想而知，真理未必敌得过黑暗，正直哪是阴谋的对手，左拉此举，遭受到反动势力的仇视和迫害，1898年7月他被无理押上刑庭，以诽镑罪判一年徒刑，并科以三千法郎的罚款。
就在对善良正义绳之以法的当天，他偷渡海峡，仓皇逃到英国伦敦，过起流亡生涯。
事实证明，所有不公正的判决，虽然取得一时性的胜利，但时间才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庭。
最后，原告重新被绑在耻辱柱上，而被告被洗雪而沉冤大白。
类似的冤案，我们不但见之于倡“日心说”
的哥白尼，和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布鲁诺这两位在中世纪的冤案，经过数百年后，终于被教廷予以平反的事实，而且从我们许多同时代人的经历中，更可找到简直不计其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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