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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人（当然也不会是全部，否则，汉奸从何来）的多数人心中，那种“汉贼不两立”
的精神，总是很当一回事的。
这种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教导，是和说唱弹词、演义小说的熏陶，是和历代统治者把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的提倡，是和爱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杀敌御侮的英雄豪杰的榜样力量而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中国，即使个别人士，发出为周作人粉饰的“好汉奸”
论，决不会有市场。
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不怎么引起人多么叫好的原因一样，除了对这种小小不言的惩罚，不看得那么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尤其普通的中国人，不大肯原谅附敌者和通敌行为。
有鉴于此，一些为周作人辩解的文字，也只能闪烁其词，可读者不是傻瓜，谁能不解其中三昧呢？读罢一些奇谈怪论之后，除了深感新时期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结舌而已。
而造这种舆论者，都是饱学经纶之士，对他们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为何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不曾出版的了，着实让出版社足足地捞了一把。
如果，“好汉奸”
论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再过若干年，周佛海的言论，汪精卫的诗集，以及他在河内发出的那通曲线救国的“艳电”
，也会付梓。
销路不一定会坏，读者即使出于好奇，也会掏钱购一本来看的。
我一直想，难道持“好汉奸”
的论者，真是患了健忘症，怎么能忘记了南京的大屠杀，重庆的大轰炸，冀中的大扫**，“九一八”
沈阳的火光，“八一三”
上海的炸弹，东北的细菌部队，平原的“三光政策”
……就在周作人当督办之日，也是《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北平人受苦之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汉奸，与老舍先生笔下写出的丑类，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寇晓荷，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启功先生讲到齐白石先生的轶事时，说他“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抗日战争后，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
。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节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人脊梁精神的体现，要大家都是鼻涕虫，软成一摊泥，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将这封聘书璧回那阵，说不定正是周作人以伪督察官的身分，光临沙滩北大红楼视察吧！
这就是说，在沦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齐白石退聘，可以如梅兰芳蓄须，那么说明当时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寇晓荷那样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的。
也许周作人附敌，自有他的曲隐，但一旦认贼作父，做了汉奸，便无所谓好坏可言。
但忽然于近年来成为一座富矿，成为某些淘金者的热点，实在令人惊诧。
我想，除了商业动机外，还有其他较为复杂的心理，夹杂其中。
譬如对文学上的纯以政治标准考量的绝对主义；譬如对某种文学样式；某种文学流派的特别提倡；譬如对文学的急功好利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倾向；譬如在评价一个作家时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废文的狭隘和偏颇等等，遂形成某些人的逆反心理。
你认为香的，我偏以为臭；你认为臭的，我偏以为香。
周作人，恰巧是一张可以打出手的牌。
于是，就出现了近年来文坛的一出出活剧，不把鲁迅先生拿了来当靶子，粪土一番，糟蹋几句，就显得自己不新锐，跟不上风气了。
反之，不摇头晃脑，褒美一阵知堂老人，《谈龙》、《谈虎》如何冲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涩呀，就觉得自己很土鳖了。
这样，大有将这个“好汉奸”
推崇到“宣付国史馆立传”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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