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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六百多天。
日子不算短，磨难也不算不重，但一个个都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中国作家之所以很少像茨威格那样经受不住打击，能够挺过三灾六难，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在“文革”
以前频密的政治运动中，小人群落对于他们不间断的作践。
“百炼化得绕指柔”
，纯系被动锻炼出来的。
许多知识分子在一次次运动中，心理与生理俱得到充分锻炼，便足以适应任何花样翻新，旗号不同的折腾。
到了“文革”
十年，小人整人的技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识分子的心理抵抗机制，和精神上的承压能力，也由于以往运动的操练，跟着水涨船高，轻易也就整不垮了。
尽管谁也没有跟谁相约，然而都努力不死，努力想法苟存下来，虔信法国人的谚语，“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
的人生哲学，要笑到最后，果然也就达到目的。
这大概是始作俑者，绝对想不到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负面效果。
茨威格绝命书中的“不失尊严”
四字，对他们西方人来讲，恐怕是十分紧要的，这也是普希金一生中不停地采取决斗手段，而最终也是死于决斗的原因。
还有一个也死于决斗的莱蒙托夫，在两位诗人的心目中，不接受挑战，当缩头乌龟，是不可能的，尊严是第一位的，生命是其次的事情。
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
“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
。
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激昂一下，是可以的，但知识分子们并不打算真的去实践的。
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
多么慷慨大义！
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
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十年浩劫”
中，关进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向往真理，而毅然决然地冲出羁押他们的栅栏。
哪怕浪迹天涯，当叫化子，落一个无拘无束，也不去乞求造反派或红卫兵的嗟来之食，但一个个都逆来顺受地甘心被触及灵魂和皮肉。
其实，牛棚也好，干校也好，并无重兵把守，说走也就可走的。
然而，宁肯失去尊严，也无一人拍拍屁股，抬脚走人，来个不辞而别的。
中国作家不是不要尊严，也不是从来就不知尊严，因为“尊严”
二字，早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撕扯成碎片了。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里，记下的左琴科的一句名言：“乞丐一成为乞丐就马上不发愁了，蟑螂并不因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极为苦恼。”
这位受到过日丹诺夫修理过的作家，所说的含泪的幽默语言背后，我发现，苏联作家对于尊严和生存的选择，与我们多少有共同的感受，生且不能，焉及其他活下来都艰难，尊严自然就成为用不着的奢侈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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