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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
22×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
我当然不会“感谢”
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阳两位老师，其实我应该“感谢”
的，是那个时代里，无知对于知识的憎恨，愚昧对于文明的幽闭，而施加之于知识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难，成为潮流与时尚。
到了“文革”
期间，其甚者，与希特勒的反犹，与中世纪对异教徒的迫害，也相差无几，又有几个不倒霉的呢？
那时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为荣者，以外行恬然自得者，以阶级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龙附凤而沾得革命荣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践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天赋神权者，以根正苗红而神气活现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经凌驾在知识分子头上，作威作福过的。
历史之无情，就在于很快地将沐猴而冠的“冠”
变成尿壶，那些当年整人整得起劲者，如今忽然都咸与维新起来，题词作画，咏诗唱曲，无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风雅，作风流才子状了。
什么“娘打儿子”
笑话，就这股污秽浊流里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什么东西！
等到再次见到崔道怡，那已是八十年代初在京西宾馆，短篇小说《月食》获奖时的事了。
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来往。
他还是那样谦逊，还是那样坚持他的文学品味：虽然，他有些赞成的小说，我并不喜欢，有些叫好的作品，我也摇过头的；虽然，他对我写的东西，有认可的，也有不那么认可的，这其中，有我同意他说的，也有我不那么苟同他看法的。
但我和他，老实说，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看来，都基本属于过气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应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拨了。
不那么新潮，也不会“老夫聊发少年狂”
地装新潮，因此，在我们认同的艺术观点上，还是谈得来的时候较多。
但我从他身上，作为一名编辑，作为一名文学园地的耕耘者，无论是风雨如晦，还是晴空万里的日子里，一心朴实地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那种力求无愧于职责的虔诚，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经营，埋头奋斗的牺牲，我看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尽管这半个世纪，对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静的，甚至该平静的时候，也难免有风波，可他一谈正题，一涉及刊物、稿件什么的，立刻正襟危坐，言归正传。
1997年7月，正好是《改选》的四十年祭，他说，你不再在《人民文学》上写一篇？于是，就有了《缘分》那一篇应景之作。
后来，《小说选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与道怡的合影，还写了几句话：“站在我身边穿着大红毛衣，头发乌黑的崔道怡，显得很青春的样子，其实，他也并不年轻了。”
“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缘分；像他这样一位文学摆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学写作者送到文学的彼岸，我凑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缘分；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以后，他还在编刊物，我还在写小说，还能有这样的默契的共识，能说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缘分吗？”
这本是写道怡的一篇文字，由于说到了这段缘分，就不能不提到处女作《改选》，那篇“恶毒”
的致我死命的小说，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
的崔道怡，也就无法回避1957年的那“右派”
一劫。
拿毛主席《七律·送瘟神》诗序中说过的话，来形容此时此地的我的心绪，真是“浮想联翩”
，不能自已。
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抚今追昔，就不免东拉西扯，道出许多离题的话，请道怡君原谅，也请读者原谅，要是你也试一试二十二年炼狱之劫的话。
不过，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可文学，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谁也扼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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