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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误了归队日期，或者，索性在家过了年再回工地，会杀头吗？而在那些年里，整人者对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脱一群法西斯，**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甚至有“吾与汝偕亡”
的杀人之心，不也由于顾惜妻子儿女，宁可得过且过地苟活着，而强咽下这口气吗？不敢哪，真是一点点也不敢，而且，这个念头还未形成，立刻就觉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么法子，知识分子灵魂中的对于强权软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伤啊！
我读过一篇谈论外国作家自杀的文章，反过来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惭愧之极，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谁不曾磕头如捣蒜地低头认过罪呢！
所以，我对时下一些“右派”
的自我表彰，似乎他们从来是不畏强暴的人中豪杰，说心里话，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达彼岸，我向这位摆渡人致谢的同时，绝非讨好地打听他的名字，希望记住这位于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
那时，我几乎没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对着我。
他不了解我的嘤鸣之心，只当作普通渡客那样，说了一句话：“告诉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证你就忘了。”
想起这段摆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在中国文坛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也许并不宽，但要到达彼岸，却必须依赖文学编辑。
但过了河以后，很快忘掉摆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记住这位驾船渡我过河的第一位艄公，因为是他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
由于他没有将来稿扔进字纸篓，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
的痛苦，这个太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上岸后走多远，也不会忘记道怡君的。
近半个世纪来，颠沛流离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的一纸发黄变脆的短札，就是证明。
现在已经记不起1957年那个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宾胡同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细节了。
崔道怡很高的个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绝不像如今这样明显。
看来，划船摆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来，他这个艄公当得够辛苦的。
他这职业使他读过的稿件字数，当以亿计了，经他手发出的作品篇数，当以万计了，矢志不移，为他人作嫁衣，这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我知道，他年轻时与许多老作家打过交道，等他不再年轻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轻的作家推出来，其中，有许多足以吓人一跳的名字。
这些名字，我可以写出一串，但考虑到有的认这个账，有的并不认这个账，干脆就免了。
但他对认账者，谦谨诚挚，热烈平和；对不认账者，平和热烈，诚挚谦谨，可以说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从他脸上，到他心里，看不出什么两样。
哦！
他当这个艄公，可以说进入化境。
我很宾服他，因为我修养差，做不到。
所以他成名编，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当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哪位明公编写的，都没有记叙文学编辑业绩史实的章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认为，道怡君对于当代小说的贡献甚大，他的赏鉴、品识、辨别、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阳老师的一个惹了大祸的术语，也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
作品中间，这些他所熟悉的审美领域里，与他同辈编辑相较，绝对是第一流的。
如果有人若在当代文学史里设立编辑一章，崔道怡对于小说艺术的成长进展，所起到的作用，似应有专门写他的一节。
这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动员他自己来写，哪怕是一部文坛掌故也好，老崔总报之以嘿嘿，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阅人多焉，夫复何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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