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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台湾不久，适逢佛教会改组，我也被任命为改组委员之一，自觉能为佛教发展贡献心力而十分高兴，因此很卖力地去做，并且不时提出意见看法，只是后来发现长老们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
承蒙长老们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务理事，那时我不但无名、无钱，而且连食宿都没有着落，照理说给我一张办公桌就很心满意足了，常务理事是何等尊贵，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伽，无功无德，岂可据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宁可死守扬州，也不给清朝官禄收买；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宁可退回袁世凯的十万大洋，也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
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门的后代，又岂能如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满足于眼前的小鱼？所以便断然拒绝。
回想五十年来，已召开二十届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种种因缘不具足之下，总是与我有缘而无分。
年轻时，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参与大会，但是都因台湾佛教会的主事者阻碍而希望落空。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意从旁协助会务。
后来因缘具备，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搬出亚洲地区，进入国际舞台。
二十次大会，我个人独立负责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届世界会员大会，在美国西来寺举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
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会议场所，我都积极主动地给予承担支持。
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共同推举我为荣誉会长。
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时，他们希望我能正式担任总会长，以带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但我已无意于此，因为国际佛光会的会务已够我忙碌了，尤其我觉得现在佛教界英才辈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韩国的月下长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国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应该来执掌世界佛教会务，而他们也不会如海豚般为了小鱼才肯有所作为。
所以，世界上国际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鱼饲养，而是要给他们佛法更多的掌声。
于是就婉拒了他们的厚爱。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兰念佛会。
因无会址，而需要筹建讲堂，但那时一无所有，岂易进行？宜兰县张某来找我说道：“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往生，请你为她在告别式上诵经拈香，他们愿意提供兴建讲堂的全部水泥。”
我听后非常不悦，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黄金打造，我也不去！”
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时我还年轻，非常执著。
但是隔天一个信徒往生，我却做不请之友，为他诵经祝祷，而且一路送他到坟场。
丧家送了我一个六十元的红包，我将它悉数转为《莲友通讯》的经费，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鱼可以换得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尽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质，就像海豚需要小鱼一样，但世上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像宝贵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谊等，尤其一个人的尊严，更不容许别人践踏！
三十年前，我率领十二位徒众为嘉义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会，堂主拿了许多布料以为回馈供养，在那个物质贫穷时代，这么多的布料可谓价值不菲，但我却予以婉拒，并且另外掏钱给徒众们到阿里山一游，以慰劳他们的辛苦。
我觉得：海豚可以为了小鱼表演，但人除了小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人，应该珍惜小鱼之外的那一点点东西。
这几十年来，无论佛光山多么忙碌，我都尽己所能，派遣弟子们帮忙其他友寺法会活动，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鱼之外的这一点点。
有一天，我正在佛光山法堂处理公文时，突然接到侍者通报：高雄某一信徒要供养我十万元，希望能和我见面，并要我去麻竹园拿。
我立刻拒绝。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听慈惠说，另外某一位信徒要捐两百元新台币给佛光大学，我立刻很欢喜地去和他见面。
侍者们见了莫不怪之，不知为何我的前后态度竟有天壤之别。
我和他们解释：“因为他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没有把我当成是海豚。”
几年前，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去世时，我前去主持告别式，为他拈香祝福，后来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告诉他：“人和人来往，金钱可以表示谢意，感情可以表示谢意，道义可以表示谢意，如果能超越金钱、超越感情、超越道义，另外结一点佛缘，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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