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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志向的陆铿先生，前后五十八年的记者生涯中，他采访过艾森豪威尔，也访问过胡耀邦。
尤其他为了揭发孔宋弊案，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如他告诉我的：幸得于右任先生力保，才留下一条小命。
但是性格耿直、敢言敢说的个性，仍为他招来多年的牢狱之灾，先后进过两次监狱，入狱长达二十二年。
出狱之后，他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一九八一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之后又到美国纽约创办《华语快报》。
我因为非常敬重他的耿直，觉得他是个很有风骨的新闻记者，因此曾在“旅美华人奖学金”
中，以三千美元资助他。
但他并不因此表示感谢，我也知道，凡是有节操和志向的人，并非你奖助他，他就会跟你交往，不过我也只是想表达一点心意而已，并不是想交往这许多人士。
带领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左三）、《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左二）、陆铿（左四）及著名楹联家老报人张佛千教授（右一），观赏佛光山百人碑墙（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
后来在一九八七年，他应一家报社邀请，到洛杉矶讲演，我约他到西来寺吃素斋。
他谈起在美东的生活并不十分得意，我就建议他找个地方安住下来，好好专心写回忆录。
他欣然同意，也深感欢喜，于是我把距离西来寺不远的一间十分宽敞的房子，提供给他一个人独居。
由于他一生交游广阔，朋友很多，在他住到西来寺期间，各界人士也常到西来寺访问。
西来寺本身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地方，并不计较来者的身份、信仰，所有来客，随他便饭，他们也没有怪我们怠慢，大家相处甚欢。
当中，名记者戈扬女士、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都因他的关系而住到西来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因为他的介绍，后来与我友好；《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先生，也因他而访问佛光山。
与香港永惺法师（左二）会晤以八十高龄于西来寺皈依佛教的经济学者千家驹（右一），及新亚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范止安（右二）（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陆铿先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没有排斥佛教，我也没有嫌他是基督徒。
在西来寺遇有法会，他也参加，甚至跟着礼拜。
他虽然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但对信仰也颇为宽宏，并不很计较、执着。
他对中国共产党很有信心，认为共产党今后对中国必定有所作为，只是对少数一些人物稍有批评。
我曾经想过，像陆铿这样，是个自恃很高的人，尤其他信仰基督教，一生最大的兴趣是政治新闻；而我是个佛教的出家人，我以弘法利生为本务，我认为做人要有尊严，但不能傲慢。
可以说，我们是两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而且个性大异其趣的人，怎么会相识、相交几十年，而且无话不谈呢？我想最主要的是，他的人生历练丰富，见闻广博，平时并不容易找到谈话的对象。
但他与我往来，不管谈到过去的历史，谈到现在的时事，甚至对大陆各界的人士，我都约略知道，都能和他附和，因此他把我当成知音，是他谈话的对象，自然乐于和我交往，而我也正好可以从他那里，知道一些政治新闻。
他时常把很多政治秘辛毫不保留地告诉我，可惜我对政治不是十分感兴趣，所以随听随忘。
不过在我们相交多年当中，他也帮我做了一些事情，最值得回忆的是，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
大会在西来寺召开，当时我很希望把台湾与大陆的两岸代表，一起请到会议桌上，共同出席会议。
但是最初大陆方面不准我让台湾代表参加，我当即说道：那不能，我在台湾居住那么多年，我不能不给台湾参加，我希望两岸都能同时出席。
后来双方又为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僵持不下，眼看着会议召开在即，大陆派来的五位代表明旸法师、真禅法师、明哲法师等人，也都已经到了西来寺会场，但因为没有得到有关方面同意，不肯出席。
最后在开幕前一天，我又重申当初发出邀请函时就已言明的意思，我希望出席的单位以所属团体来识别，不要冠上国家名称，以避免会议染上政治色彩，所以建议海峡两岸还是沿用“中国佛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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