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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间我和父亲及这位朋友正坐在出租车上，于是，我试探性地问出租车司机是否知道画家金基昌。
司机回答说金基昌先生吗？那么有名的画家，哪个韩国人不知道呢。
又说他弟弟也很有名，住在平壤。
当我告诉他住在平壤的金基万是我父亲的朋友时，这位司机显得意外而又惊喜。
他把我们送至目的地后，特意从车上下来，向我父亲深深地鞠了个躬说，因为您本人就是艺术家，又是我们的大画家的朋友，所以我向您致意。
应该说，这位普通司机和七十年代朝鲜电影里所表现的韩国人形象是那样不同。
我还是要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文学作品，前提是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
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
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
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正值中国的**。
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灰色的出身，我的内心便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
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紧张着自卑着也还坚持写着，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
了。
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是我最初的“文学训练”
？偶尔的快乐也是有的，比如前边所提到的看朝鲜电影，没完没了地模仿特务的接头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
什么歌曲？《阿里郎》。”
这几句平淡的对白之所以被我长久地记住，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太过贫乏了吧？但我仍然觉得也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对白里毕竟还有几分属于文学的美感，比如歌曲集和阿里郎。
我喜欢阿里郎的发音，就像我喜欢耶路撒冷的发音。
类似这样一些词的发音给我的唇舌和声带带来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愉悦和快感。
当然，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文艺作品更多的是表现愤怒、仇恨以及对个体的不屑。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了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两句话使我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
更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初次真正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另一本中国文学，我选择了《聊斋志异》这部中国清代的短篇小说集。
在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我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是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
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中国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
《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
婴宁——一个美丽狐仙的名字，即是女主人公。
在中国的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笑得最美的则是狐仙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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