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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
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
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
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
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
李鸿章闻讯大为振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谕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
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
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
，“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
。
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
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
。
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
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
的战略方针服务的。
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
，为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
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
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
。
湘淮军恰恰相反。
曾国藩曾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
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
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
的战略方针。
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
之说。
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
，“各驻大兵，多蓄粮草火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
，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
，负责“追剿”
，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
。
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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