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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超验者或上帝，这个聆听者时刻监督着写作者，在限制他的同时又给予他无限的自由。
因为有他的存在，写作者再也不能偷懒或说题外的话，也不能玩弄技巧沾沾自喜，写作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但即使写作者写出了很多“有”
，这些“有”
射向那无形的对方之后重又归于“无”
，于是唯一能让写作者满意的验证只能是继续写。
我的长篇小说《思想汇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11月）以这一点为主题进行了幻想式的、详尽的阐述。
另一重身份是描述者之外的所有的人，不分阶层也不分性别，因为这里说的是灵魂的故事，而灵魂是属于人的，每个人大致相似的东西。
这种聆听者就在写作者的周围，写作者不停地朝他们发出那种信息，以便各自灵魂的信息在某一点上交叉，诞生出新的意境。
这就是我们不熟悉的那种新型阅读。
阅读者在阅读时也处在一种矛盾状态里，就是你谈到的诗意的痛苦。
在“天人合一”
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中国读者很多人不习惯阅读的痛苦和麻烦，哪怕它是诗意的，他们习惯的是固定的审美对他们神经的抚摸。
问：其五，我发现以你成熟的女性作家身份，却常常给小说第一人称“我”
设置了男性身份的观照与发言，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性别倒错，还是有意识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答：前面已经谈到，残雪小说中的人物是灵魂的各个部分。
在小说中，以女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往往是灵魂里最有诗意的那个部分，灵动又飘逸；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则带有强烈的自审倾向，二者总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推动着文本向前发展。
但有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后期作品《新生活》等，主角就是女性，她集诗意与自审于一身。
到底如何选择性别，只能是无意识的，服从文本需要的，当然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实际上，自审与诗意不可分。
再比如《历程》中的皮普准先生，有很深的自审意识，同时他的境界又非常富有诗意，充满了**。
总之残雪的灵魂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东西还未完全崭露出来，很难有定论。
问：其六，我曾经说过你小说文本所特有的（针对既成的阅读审美习惯来说它就是怪异的）叙述话语（包括什么叙述对象进入书写及用何种形式进入书写），不管你是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它的客观效果皆显示出它对在男性文化中心的历史下所形成的男性阅读模式所训练出来的良好胃口的破坏。
那些在既成识读规则下显得无章可循、毫无逻辑、丑陋、恶心的特征叙述使固有的阅读期待落空，我以为这是具有与男性叙述分庭抗礼的女性叙述，体现出书写意义上的反叛特征。
但有批评家朋友指出，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必须来自女性，是因为写这样句子的人是作家残雪，而残雪恰好是一个女性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我必须有深入与充足的女性文本研究来完善的命题。
很想直接地从你这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一贯认为残雪似的书写只能出自女性之手。
只有处于文化边缘的女性，才会有充足的底气运用原始之力来与整个庞大、深重的文化体系分庭抗礼，这件工作还需要非同寻常的耐力，中国妇女恐怕是世界上最有耐力的妇女了。
当然这里也要突出提到采用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作为破坏的工具。
我不懂我们文学界为什么一谈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就谈虎色变，并且要打入另册。
我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是爱国，而是打着爱国的幌子死抱住旧的传统不放，骨子里头还是天朝心理的二十世纪修订版。
我认为明智的态度是对异域的文化持欢迎态度，让它们渗透我们的观念。
这样，我们自己垂危的传统才有新生的希望，或者说新的传统才会产生。
反之，西方对东方也应是同样的态度吧。
死死地去维护是维护不了的，看看社会现状就明白了。
我的作品令一些高层次的外国同行也感到很服气，感到为他们的文学传统输了血。
因为我的写作产生在中国，因为他们本国的作家很难达到残雪的高度。
我认为残雪的作品就是移栽成功的例子，它没有狭隘的地域性的根，它的根是一个藏在灵魂深处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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