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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邓晓芒写哲学,你写小说,但我觉得你们共通之处是都在进行思维的革命和汉语的变革:不是表层的句法、用词,而是语言与自我关系的深层,我借用近藤直子的词“垂直”
,可以形象描述这种方式。
我的意思是,你们都是用汉语来说出人性的深部结构,用汉语来关心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的人的自我问题,比如邓晓芒的《哲学与生命》、《做人的秘密》,你的《突围表演》和各种小说。
换一种表述是,你们都拒绝让汉语成为传声筒。
答:邓晓芒提到一个失语的问题,我想大概是说我们的文化因为自我缺失,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以人的身份开口说话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沉默的民族,混沌的语言,所谓道不可道,说非常说。
问:在《灵魂之旅》这本书里,邓晓芒选择了他认为最重要的十名当代作家进行剖析,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能反映当代作家对于我们民族自我的探求深度。
答:创作是每一个个体作家用自己最为独特的自我形式来追求人类的精神,自我越独特越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不是越自我就越狭小,只有不懈探索下去,才会抵达人性之根,通过众多作家的长期的努力,有一天民族的自我一定会浮现出来。
问:邓晓芒从自我人格建构的理想角度做文学批评,认为《红楼梦》里宝黛爱情犯有幼稚病,《伤逝》里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缺乏自我人格支撑,所以两种爱情都缺乏**和成长,两种爱情中的主人公都没有真正长大。
他用这种角度看九十年代中国写作,发现爱情的幼稚病比比皆是,人物的单薄也无处不在。
我们的文学自我人格探求还比较肤浅。
他有趣地称张贤亮的写作是“返回子宫”
,莫言的作品具有“恋乳的痴狂”
,顾城是“女儿国的破灭”
,贾平凹只有“废弃的灵都”
,这些说法很有概括力,的确打中了作家作品的要害所在,同时点击了当代人精神上的普泛病灶。
答:我认为女作家比男作家好一点,更为执著于直觉的东西,对抗文化的压迫和语言的僵化,她们有些东西很值得注意。
问:我们的对话终于要引入“性别”
这个词来,在自我深层处检阅性别的差异。
女性意识也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是作为个体的性别的人对于自我存在的体验,它的哲学渊源同样来自西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范式中的“女性意识”
,那只是作为角色的意识,并不是自我意识的女性意识。
答:一直处于边缘的女性最有突破自我困境的可能。
这个困境也包括从贤妻良母式女性意识中突破出来,找到自我意识,找到什么是自我。
当然这个困境有很多种,包括重重叠叠文化的压抑,不只是角色压抑。
问:王安忆在她的《我的女性观:女作家的自我》中强调,女性作家在新时期文学里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她说“在男性作家挥动革命的大笔,与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反动、落后、腐朽的势力做着正面交锋的时候,女作家则悄然开辟着文学的道路,将战壕一般隐秘的道路,一直挖到阵地的前沿。”
“文学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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