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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赞赏罗曼·罗兰的精神和信仰，想用为了信仰而牺牲一切的精神，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品。
但是，陈西滢理念中的革新又不是激进的革新，而是理性的革新。
他主张在看戏听音乐的“娱乐”
中去启发、训练、节制情感，开启国人的民智。
这是一种在文艺中用理智来节制情感的方式，体现着他对理性的宣扬。
虽然如此，陈西滢同样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礼教的影响，这可以从他的文艺主张中看到。
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口号，有的人态度极端，一味推崇白话文的好处，全盘否定文言文。
例如，陈西滢的表舅吴稚晖，当时就主张把古代文言文的线装书扔进“茅厕”
里。
但陈西滢主张不要对文言文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指出文言文对丰富白话文的积极作用，他主张学生应该读一定量的线装书。
又如对待中医的态度。
当时中国深受民主和科学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医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巫术。
例如留欧回来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回国后抵死不肯看中医，只看西医。
这一类人对待中国传统大都比较激进。
尤其是鲁迅，当年就是因为觉得中医不科学，才赴日本留学，学习现代医学。
但是陈西滢认为，中医是在实践中经过无数次反复实验和实践后才得到的结果，“他们的方法也是实验，不仅是经验，也是理性的判断，不仅是本能的触发”
，他说：“与其攻击，还不如‘充分地研究’一番，也许经了一番科学的探察之后，中国在世界医学上也会有些微的贡献。”
陈西滢的这种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仍然是可贵的。
再如，在政治思想上，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是君主专制，西方是民主自由”
的，而陈西滢在《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中却借用威尔思和萧伯纳的话指出，“民主专政并不是万能的圣药”
，而中国固有的科举制度和弹劾制度却很符合“民主精神”
。
可见，陈西滢对待中国传统所持的观点在当时来讲是独到的，异于“革命”
主流，显现他出对中国传统的推崇甚至偏爱。
这样以来，在中西文化的混合冲击下，陈西滢既想“牺牲一切”
去革新，但又不愿突破传统，所以在他的文化意识中产生了一种文化紧张与焦虑，这种紧张与焦虑使他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感。
在这种危机的压力之下，他努力加强自己文化认同的策略便是积极去发掘自己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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