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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以为它是一部学术作品。
实际上，它仍然是力图为中国人寻找新的精神定位。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大变乱时期，旧的道德秩序、行为规范、社会规则已经改写，即所谓的社会“失范”
，社会成员面临着遵行什么样的伦理规范，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社会则面临着重建伦理秩序的问题。
为社会建立合理适时的伦理规范，规范每个个体行为，这是社会有序和健康运行的关键。
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合理合宜的规则，以及对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好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
20世纪初期，梁启超、孙中山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曾不约而同地谈到人类的人格问题，强调人格的重要，重视人格的培养。
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孙中山于1923年则作了《改良人格来救国》的演讲。
蔡元培于1918年谈到教育时曾郑重提出，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则，就是教育的堕落，继之以人的堕落。
“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矣。
（《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元培写《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梳理自秦汉以来的伦理思想脉络，尤其关注人的道德存在。
这倒可以看作蔡元培为了“为生民立命”
而做的“为天地立心”
的一个尝试。
在弥留之际，蔡元培的遗言中也曾有“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的话。
早在清代晚期他就认为：“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尚无伦理学史，迩及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风如烛，几有互相衡突之势，苟不得吾民族固有之思想体系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
然而又深知“当代宏达似皆为遑暇及”
，于是他“用不自量，于学课之隙，缀述是篇”
。
[22]在德留学四年中，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这样就诞生了我国近代的第一部伦理学史专著。
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蔡元培审时度势，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译介、传播西方伦理学说，同时又注重中西伦理学说的比较、融合，力求建构具有新时代、新特点、新方法的中国伦理学，在伦理学方法、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诸多方面，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伦理学史》全书分绪论、先秦创史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32章，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
这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阐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等28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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