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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历限制，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迅速实现了年轻化。
据1918年的统计，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蔡元培还毫不留情面地辞退不称职的教员。
英文系的青年教员徐佩铣被人称为“探艳团长”
，个人品质下流，即被蔡元培开除出校。
继而蔡元培又顶住压力把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裁撤出校，即使此举引来当时英国驻华使的蛮横干涉，也毫不退让。
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才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有了实际意义。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
在这个方针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景象。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
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
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
这些人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昭示着自己的理念。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各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1年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胡适、马叙伦等组织的“哲学研究会”
；梁漱溟组织的“行知社”
；徐志摩组织的“阅书报社”
；其他还有“教育研究会”
“成美学会”
“进德学会”
“雄辩讲演会”
……
在北大校园里的刊物，有校方编办的，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有教授私人筹办的，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读书杂志》《语丝周刊》《现代评论》《猛进》；也有学生自办的，如《新潮》月刊。
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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