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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已定罪的并不冤的人……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该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
……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保障，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75]
1933年2月，蔡元培在上海的一个青年会活动上，做了以《保障民权之过去与现在》为题目的演讲。
他引述《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等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观点和典故，说明要想国家统一兴盛，掌权者必须保障民权，允许人民议论国是，乃至于违抗当权者的错误施政。
蔡元培引用周厉王禁“腹诽”
、秦始皇“焚书坑儒”
、汉代“党锢之祸”
导致灭亡的历史，告诫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引以为戒。
他继续说道：
在这国难时期，我们欲图抵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其所以没有的最大原因，就是人才缺乏。
培植人才，不是容易的事，原有的就嫌不够，还要求他多起来，哪能再去随便捕杀、随便摧残呢？[76]
这段话的内容是深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之所以先见式的关注中国的民权事业，其出发点何在。
蔡元培并不仅仅是站在道义和人权的立场上，而是从一个思想家的思维来考量。
在他看来，只有给人民以自由和权利，他们才会更加自觉的保家守土，为国奉献。
反之，收紧人民的自由，不敢让人民有权利当家做主，这样的作法则是短视和愚蠢的，这将使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感大大削弱，从而从根本上削弱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动能，与“救亡图存”
的旨趣完全违背。
当他游历西方列强时，他感到，正是这些先进国家对民权的重视，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
换而言之，蔡元培始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强大，他有一种强烈的意愿要振兴中国的民权事业，而不仅仅是基于执政者的利益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他要以保民权来促进民族的凝聚力、振兴国家，而绝不仅仅是从道义的立场。
这就是他在思想深层面的逻辑。
他从此积极地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民权事业奔走鼓呼。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为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
此时又传来《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新闻界人人自危。
2月1日，蔡元培在华安大厦召开民权保障同盟新闻发布会，发表宣言谴责“此种**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为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
。
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即将顾祝同免职惩办，并务使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这年3、4月间，蔡元培为营救被国民党政权逮捕的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积极奔走。
5月14日，著名女作家、“左翼作家联盟”
党团书记丁玲及哲学家、文委书记潘梓年在上海丁玲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被押往南京。
23日，由蔡元培领衔，与杨杏佛、邹韬奋、林语堂等38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比闻著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
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二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
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佑文之德了。”
[77]民权保障同盟并决定成立“丁潘营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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