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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方法变了。
地理学很强调野外考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学对于野外考察这一块大大加强了。
侯先生研究沙漠，带着他的团队一趟趟往腾格里、毛乌素沙漠跑；你看他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样的工作搁过去沿革地理时代，简直是不能梦见的。
史先生跑野外更厉害。
为了研究军事地理，“**”
时陕西军区曾专门给他提供一辆小吉普，那些军事要塞，大多是别人根本看不到的地方，他想看哪里看哪里。
到后来80年代招研究生了，他还带着研究生到处跑。
《河山集》前四集特别是二、四两集里面那些工作，没有深厚的野外功夫，完全是做不出来的。
谭先生身体差一点，再加上他主持编图事情多，跑野外跑得没那么勤快；但上海和太湖流域，也跑过不少。
1974年他带着研究室的同人在太湖以东地区考察，完了还写了一篇《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
我个人觉得那个简报的水准是很高的。
再一个是研究目标变了。
或者说，技术标准变了。
沿革地理，主要是排比资料、加以断按。
其实，无非是描述一下现象。
做历史地理，再这样就不行了，得探讨规律，分析原因。
比如谭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由黄河下游的安流追溯到中游的水土流失，由水土流失联系到植被，由植被想到土地利用方式，谭先生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
关键就是其中有分析，有原因和规律层面的探讨。
澎湃新闻：“技术标准”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能不能再举两个例子？
张伟然：好。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水道变迁研究的变化最明显。
传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现象，何时何地、有何变化。
那样的工作，纯粹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做。
比如史学家岑仲勉也写过一本《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那基本上是一本史学著作。
历史地理范畴里，黄河流域，你看《河山集》二集里面，史先生讨论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讨论黄河中游的下切、侧蚀；长江流域，张修桂先生探讨长江中下游的河床演变、湖沼变迁；这些工作，都包含着地理学的科学内容，应该说，这就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能够胜任的了。
技术这个东西有很强的穿透性。
沿革地理被改造成历史地理以后，不光是水道变迁，事实上，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
例如政区沿革，这是沿革地理最核心的东西。
以往在讲单个政区沿革时也会精确到某年，甚至某月，比如说，某郡某年置、某年废，等等；但是不强调空间序列。
就整体来说，那时讲沿革一般只讲到“某代”
。
很多人热衷于考证某代的“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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