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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补正史中所缺的某代“地理志”
（或曰“疆域志”
）。
那样的工作不能说毫无意义，但用现在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看，意义非常有限。
历史地理一个核心的理念是要讲时空序列。
研究政区，既要讲清楚纵向（每一个政区随时间）的变化，同时还要讲清楚横向（同时并存的其他政区）的状况。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立体的认识。
在谭先生以前，中国很早就有人编过历史地图。
朱墨套色，古今分明，看着很漂亮。
精度最高的就是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地图》。
但是，过去那些历史地图中所有的行政建置，都是不标明年代的。
都只标明某代，而不注明某年。
就是说，那些地图所反映的政区都是历史上不曾实际存在过的，都是不同年份的政区拼起来的。
1954年当局请谭先生重编改绘杨图的时候，还以为只要将杨图上那些历史政区挪到现代底图上，明显有错误的改一改，两三年时间就差不多了。
谁知谭先生一看，完全不行。
他坚持历史地图一定要能反映某一时间政区的实际状况。
于是他给每个朝代要反映的政区都设定一个“标准年”
，有些特别重要、前后变化较大的朝代设两个（如唐代）。
这样一来，工作量大到简直不知要增加多少倍。
事先人家以为让他带一两个助手、干两三年的事，他带着一个四五十人的团队干了20多年才做出来。
谭先生的这个做法，等于给历史政区地理制订了新的技术标准。
从此，研究政区地理，就必得考虑纵横（时空）两个方向的数据序列，政区时效要精确到年。
像以前有些人补地理志的那种工作，只一味地将某代的政区罗列出来，而不考虑时空序列，相比之下就显得落伍了。
而且，谭先生通过对每个朝代给出一两个标准年的方式，将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的大势给勾勒了出来。
这就给以后的政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界面。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某一朝代展开断代研究，将该朝代的行政建置做出逐年变化，也就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
后来谭先生指导周振鹤先生研究西汉政区地理，将西汉200余年的政区设置状况逐年复原出来，又为断代政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澎湃新闻：这已经讲到第三个阶段来了吧。
这一阶段历史地理的发展有哪些特点？
张伟然：第三个阶段的开始我把它算到1979年，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历史地理学的考虑。
历史地理内部的变化那一年也有，比如从那一年开始招研究生，现在有不少还在学界很活跃的大佬如周振鹤、葛剑雄、唐晓峰等先生都是那一年开始读研究生的。
但这个变化当时还不显著。
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那一年，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复兴了。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将1979年以后看作历史地理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应该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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