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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朝臣们引经据典，不惮烦琐，而少年嘉靖帝没那么多理论好讲，只是心里割舍不下父母亲情而已，然而以最为传统的儒家标准衡量之，反而是嘉靖帝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远溯北宋，司马光——千古名臣，程颐——一代儒宗，都强调公义重于私情，张璁却援引了《礼记》的一条核心准则：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礼记·问丧》），也就是说，所谓礼，并非来自什么天赋观念或抽象教条，只不过由基本人情而做出的自然推演而已。
若以这个标准来看“大礼议”
事件，就会发觉所有疑难问题瞬间涣然冰释。
事情简单得简直超乎想象：无论拿出多么高深的义理，只要它违背了基本人情，自然就属“非礼”
，而违背父子天伦岂不正是违背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吗？亲情为重，国事为轻，这也是最基本的人之常情，所以孔子才会鄙薄那种不惜检举至亲骨肉的所谓“正直”
，所以孟子才会赞许大舜放弃天下而甘愿背着父亲潜逃海滨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基本的人性，因而才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因而才是最基本的政治准绳。
但是，至此我们难免生出一个疑问：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
，亦是儒家经典明文所载，何况“大礼议”
之时，代毛澄担任礼部尚书的汪俊更在奏疏中提到一个统计数字：和张璁意见相同的只有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桂萼三人而已，而站在对立面的朝臣则有二百五十余人（《明史·汪俊传》），难道占如此比例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一同把书读错了不成？而且在汪俊的这个统计里，不但人数的对比判若云泥，地位的对比同样悬殊：不但霍韬、熊浃与桂萼人微言轻，就连首倡其事的张璁也不过是一名新科进士，如何能与杨廷和、毛澄、汪俊这样的朝廷大员相提并论呢？在朝臣们的主流意见里，即便杨廷和所援引的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事例类比不伦，但“为人后者为之子”
这条来自经典的不刊之论难道也错了不成？
事实颇有几分荒诞：“为人后者为之子”
虽然出自经典，但自经典本身就已经错了，只是这个错误司马光不知道，杨廷和也不知道，直到2000年才被李衡眉教授考证出来，这倒也不能苛责先贤了。
（1）
（1）详情见李衡眉《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
缘起剖析》，出自《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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