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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子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战国之际，各国政治都是中央集权之势日盛，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在悄然瓦解了，所以齐宣王对孟子所谓贵戚之卿的说法便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诧异。
石碏在卫国恰恰属于贵戚之卿，行废立之事自是顺理成章。
而从宗法制度上讲，石碏于卫君为小宗，在自家则是大宗宗主，有维护宗族利益的义务。
所以对于石碏来说，杀石厚自然属于家务，杀州吁则既属国事，相当程度上亦属家务。
孔子也讲过类似的道理。
《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一同和当时著名的美女夏姬私通，这一君二臣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对私通行为非但不加掩饰，甚至还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堂上戏谑。
大臣泄冶规劝陈灵公说：“国君与卿宣扬**，人民无法效法，何况这名声实在太坏，君王还是收敛一下的好。”
泄冶的意见义正而词严，陈灵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开脱。
对泄冶虚与委蛇一番之后，陈灵公找来孔宁和仪行父商议对策。
后者于此时此刻表现出了完美意义上的讳疾忌医与怙恶不悛，提议杀掉泄冶。
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之下，直言进谏的泄冶死于非命。
按照一般的想法，我们在谴责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之余，对泄冶应当大加褒奖才是。
然而孔子的看法是：“《诗》说‘人民多有邪僻之事，你就不要再自立法度’，说的就是泄冶这样的人吧。”
（4）
泄冶无疑是个直言敢谏的忠臣，即便比之前述“大礼议”
事件中的殉道者们亦不遑多让，但孔子居然对此不以为然，道理何在呢？在《孔子家语》里，子贡就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说泄冶堪比殷商的忠臣比干，可以当得起一个“仁”
字吧？孔子答道：“比干之于纣王，论血缘是诸父，论官职是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希望能以自己的死令纣王幡然悔悟，用心确实称得上仁；但泄冶之于陈灵公就不同了，论官他只是一名普通大夫，论亲他和陈灵公也不存在骨肉之情，只不过眷恋于国君的恩宠，出仕于昏乱的朝廷，妄想以区区一己之力扭转一国的**风气，这样的人当不得仁人之称，只当得起一个‘狷’字。”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
《孔子家语》的这段记载也许是从《左传》敷衍而来的，但它的确合乎先秦儒家的一贯宗旨。
后来世道嬗变，专制日深，便常有学者怀疑孔子这番议论的真实性，因为如此这般的一种臣子之道已经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而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了。
（1）《史记集解·卫康叔世家》引贾逵语。
（2）《通志·氏族略三》：石氏，姬姓，靖伯之孙石碏有大功于卫，世为卫大夫。
（3）《孟子·万章下》。
《礼记》也有同类的说法。
清人龚自珍有一篇名文《宾宾》，其中说道：“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故谏而不行则去。”
异姓之卿既为宾籍，相应地，贵戚之卿便属主位。
（4）孔子所引之诗“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出自《诗经·大雅·板》。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司马叔游也在类似的情景下引过这两句诗。
其时晋国祁盈的家臣祁胜与邬臧易妻行**，祁盈打算把这两人抓起来，找司马叔游征求意见。
叔游说：“《郑书》讲过‘恶直丑正，实蕃有徒’，如今无道之人掌权，你应当谨慎小心。
《诗》说‘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我看还是缓一缓吧。”
后来祁盈没听司马叔游的意见，被害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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