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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您难道没好好想过，这土地和土地里的产出都属于谁？”
土地是属于君主而非鲍焦的，蔬菜虽然是鲍焦的正当劳动所得，但毕竟要借助君主的土地才能生长出来，所以在子贡看来，鲍焦的埋怨实属忘恩负义，在道德上缺乏理据。
子贡的意见显然触动了鲍焦，使后者一下子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继续埋怨下去，子贡的批评确实在理；如果安心接受这样昏庸的君主和污浊的世道，不再口出怨言，又违背自己一贯的道德操守。
纠结中的鲍焦扔掉了手里的蔬菜，在洛水边上绝食，像草木一样枯萎而死。
他生命中最后一番话是这样的：“我听说贤者在决定要不要出去做官的时候慎之又慎，对辞官却看得十分轻易；廉者将耻辱看得很重，对生命却不很在意。”
（《韩诗外传》卷一）
有趣的是，当《新序》采录鲍焦故事的时候，似乎特意删掉了子贡所引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句。
这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现实：那时候的人才如果遭受政治迫害，是可以“北走胡”
或“南走越”
的，匈奴和南越都是汉政府权力不及的地方。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时候渡过湘水，撰文吊唁屈原以寄托忧思，文中有所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责备屈原何必非要恋栈故国——显然贾谊并不觉得自己在宣扬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态度。
（《吊屈原文》）即便在春秋时代，也有“臣一主二”
的谚语（《左传·昭公十三年》），杜注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适他国。”
那么，若鲍焦不那么笃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一仅仅在政治上正确的诗句，会不会“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呢？
《韩诗外传》论仁道有四种，依次为圣仁、智仁、德仁、廉仁。
鲍焦属于廉仁，是仁道中最低级的一种。
圣仁最值得推崇，因为它“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利；中知人，能安乐之”
。
圣仁之人，历史上的表率者大约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如果时代下移，在信史时代寻找差相近之的人物，不知道唐宗宋祖算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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