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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私心的前提下，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所有人的私利在大方向上趋同，亦即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其他任何人的私利增进对自己的私利增进皆有相当程度的助益。
譬如民富则国富，国富则帝王与官僚皆富，并且每个人的私利增进都是在公平的框架内实现的，因此只会引起旁人的艳羡，而不会招致刻毒的嫉妒。
在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里，即便上至帝王，下至王公卿相，人人为私，也未必一定会出现黄宗羲所痛恨的“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
的情形。
这正是现代政治理论持久关注的焦点问题：政治领袖并不天然比普通人更加高尚，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七情六欲，小算盘甚至打得比我们还精，任何对于他们主动提升道德修养的期待都是不切实际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代社会当然距离上述理想状态甚远，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
尤其在礼崩乐坏之后，人们除了期待统治阶级的自律之外别无良方，而自律实在是人类所有品性中最靠不住的一种。
所以，当帝王、公职人员与庶民这三者的利益方向并不一致，且自律风气普遍薄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情形：唐僖宗乾符六年，黄巢北进襄阳，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荆门备战，一战而大捷。
有人劝刘巨容乘胜追击，若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便可以彻底剿灭黄巢叛军。
然而刘巨容自有一番看法：“国家说话反复无常，危难时候就对我们百般恩宠，危难一过就将我们抛在一边，甚至有人因功得罪。
所以对贼寇不要剿尽，还是留一些下来作为我辈博取富贵的资本吧。”
（《通鉴》卷二百五十三）
刘巨容的这种心态与做派相当具有典型意义，而且绵延于全部历史之中。
战争时期军队养寇，和平时期职能部门故意放纵违法乱纪的行为，即便朝廷不像刘巨容所形容的那般不堪，官吏与军将们照样乐此不疲。
原因无他，他们都在博自己的家业而已。
官僚集团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始终纠结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与利益网里。
帝王、官僚、百姓，每个阶层的每个人各谋私利，而所有的利益若缺乏一个一致的方向，就难免互相侵害。
皇室与政府需要用钱，很容易就会打百姓的主意。
历史上敛财的办法多种多样，或隐或显，货币经济下最容易搞的就是素有隐性税收之称的通货膨胀，使百姓在不经意间就被剥夺了大笔财富；而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敛财手法总显得有些明火执仗，很容易激起民间的反感——诸如苛捐杂税、强借富户之类。
就在刘巨容放走黄巢的翌年，即唐僖宗广明元年，度支官鉴于政府用度不足，建议向富户及胡商借款。
唐僖宗下诏，令富户、胡商将一半财货借给政府。
盐铁转运使高骈劝谏说：“如今天下叛贼蜂起，这都是因为百姓饥寒交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没造反的就只剩下富户和胡商了。
一旦这个政策颁布下去，怕连这些人也要反了。”
（《通鉴》卷二百五十三）
从一般的政治策略而言，统治者不怕得罪任何人，怕的只是在同一时间里得罪所有的人。
高骈所指出的正是这样的风险，而唐僖宗还没有昏庸到不知死活的地步，于是明智地撤销了这份诏令。
倘若不是形势过于险恶，其实这样的诏令也算不得十分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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