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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这首诗是白居易的新乐府之一，副题为“美臣遇明主也”
，庆幸阳城这样的良臣遇到了德宗这样的明主，才使得道州奴升格为道州人。
道州人感激阳城之恩德，生男多取名为阳。
历代宫廷以侏儒为俳优弄臣在所多见，而在有良知的士大夫看来，“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
，百姓是民而非奴，应当是帝王恩养的子女，不该被帝王当成私有财产来对待。
当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老百姓好一点，帝国的统治才能安稳一点。
帝王本人是否真心接受阳城和白居易的观点，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在帝王实际遵从的伦理原则里，家族责任是排在首位的，这与普通人并无二致。
创业之君辛勤打下一份产业，后世子孙理当好好保有之，这确实是古代帝王的一项沉重的道德责任。
所以大臣劝谏帝王的胡作非为，往往会用“天下并非陛下之天下，而是开国先皇之天下”
这样的理由。
换言之，帝国作为私产，是一份家族产业，后世帝王理应对创业祖先负责，至于要不要对天下万民负责，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以此来看，倘若帝国创业者匆匆亡国，其所担当的道德责任反而要小很多。
侯景之乱时，梁武帝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通鉴》卷一百六十二）意即这份帝国基业是我自己打下来的，如今再从我手上失去，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这样的思想境界从古至今一再得到宣扬，古人会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今人也完全可以找来无数本励志读物以佐证梁武帝的正确性。
如果人口、土地、财富只是你夺来的一份产业，那么你完全没理由对这份夺来的产业负有任何道德责任，正如强盗对抢来的珠宝、窃贼对偷来的钱包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一样。
只不过人间现实总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只要你抢的东西足够大，世人也就赋予你的行为足够的道德合法性了。
正如我们很难说刘邦就比项羽更有道德合法性，很难说李渊就比窦建德、王世充更有道德合法性，很难说赵匡胤比李煜、钱镠更有道德合法性，很难说朱元璋就比张士诚、陈友谅更有道德合法性，而胜利者一方面有条件给自己制造合法性神话，另一方面世人总要为自己的生存寻找道德依据，所以心理上总是倾向于为既成事实赋予道德合法性——这正是严肃的学者们最为反感的逻辑方式，即以实然证明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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