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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有“禁锢奸臣子孙”
一条，罗列掌故，如唐太宗下诏，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堪、裴虔通等人的子孙，不许他们做官。
至德年间朝廷大赦，唯不赦安禄山党羽及李林甫、杨国忠、王（左钅右共）的子孙。
宋高宗即位，诏令称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皆为误国害民的奸佞，子孙不得做官，章惇的子孙也不可仕于朝廷。
明太祖也有诏令，称宋末蒲寿庚、黄万石的子孙不得仕宦。
唐太宗贞观年间，权万纪上奏称宇文智及受隋朝厚恩，却蔑弃君亲，成为弑杀隋炀帝的首谋，这样的人实属人臣之所同疾、万代之所不原；现在宇文智及的儿子竟然在本朝担任千牛卫，侍奉在陛下左右，请陛下将其屏黜，以为惩戒。
权万纪的意见得到批准，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宇文智及之子真可谓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
倘若是柳宗元如此搜罗史料，一定是为了给这些无辜受累的奸臣后裔平反，而顾炎武的用意恰恰相反，他甚至给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以上史料都是中央政府颁布诏令，其实地方政府也应该起而效法，拣选当地的知名奸佞，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监狱门口的大石上，禁止其后人入仕。
九刑不忘，百世难改，这应当就是古代圣王“树之风声”
（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的用意吧。
据此看来，显然《尚书》提出的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刑法原则并不符合自然规律。
在自然规律里，人天生就是带有原罪或原善的，其滥觞或许是家族余荫，或许是其他的什么因素。
在古人的主流观念里，父债子偿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换言之，以社群主义的立场来看，在家族视角之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这样的刑法原则并不公正。
即便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以上述方式使人们相信善恶有报，不报在自己身上就报在子孙后代身上，这对于“再使风俗淳”
的儒家理想无疑是很有助益的。
那么，恶报既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施于子孙后代，善报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得国不正的统治者们可以祭出“逆取顺守”
的法宝，过去的一切就依照孔子的教诲“既往不咎”
好了，只要自现在以至将来于国于民有利，统治者还是有希望赢取道德合法性的，何况对于其治下的所有人来说，认死理绝不可能有任何好处。
逆取顺守的理论加上统治者为自己编织的其他种种合法性神话，使功臣与官僚集团有理由将自己为子孙后代赢得的恩荫与“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
相提并论。
即便现实一点地认可这样的说法，但是，今人最有可能提出的合理质疑是，无论对于能者、功臣还是整个统治集团，即便可以享受恩荫，但恩荫不必表现为政治特权，完全可以是财富或其他的什么。
正如孔子对仲叔于奚救请赏曲县、繁缨所评论的那样，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好了；汉代名臣王吉也曾在奏疏中长篇大论，要求废除当时的恩荫制度，对于外戚及皇帝亲朋好友应当多多赏赐财货，但不要轻易让他们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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