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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吉传》）仅仅从治国的功效来看，这样似乎也会更好一点吧？
可资参照的史事是，汉代自景帝时七国之乱后，渐削诸侯之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
。
（《汉书·高五王传》赞）西汉末年外戚擅权，刘向在一封奏疏里建议罢免外戚的政治职务，代之以优渥的经济待遇，如此则避免了矛盾升级，皇族得以稳固，外戚也可以永保家族和爵禄。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所以魏征后人的一段遭遇是易于被今人理解的：唐宪宗即位时，想要造访开国名臣魏征之家，却惊讶地发现魏征的子孙早已经陷于贫贱，被迫卖掉了祖先故宅，而这座故宅到此时竟然已经几番易手了。
名臣之后竟不能保持最基本的祖业，这难免使人唏嘘。
于是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这位一直试图以加剧割据来对抗中央的藩镇大员，奏请朝廷，愿意以自己的钱财赎回魏征故宅，将它还给魏征的后人。
宪宗对李师道的一番善意表示嘉许，派宦官梁守谦宣敕，并安排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回复李师道的诏书。
白居易上表反对，认为宪宗没有看清这件事背后的政治含义：赎回故宅，交还魏征子孙，这是一件激励风化的好事，但这个好事只宜由朝廷出面来做，怎能使李师道掠美？再说这座宅邸卖价不高，不如以官钱赎回，让人们知道事出皇恩圣德，岂不是好？（《论魏征旧宅状》，《白居易集》卷五十八）
这件事一方面使人看到仅仅以财富的形式恩典功臣子孙也可以起到激劝风俗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会使人看到：魏征后裔丧失了足以庇身的政治地位，这才无力守护祖业。
古代社会的残酷现实是，没有任何一项利益有资格与政治特权相提并论。
任你田连阡陌，富可敌国，统治者要想剥夺你的财产实在是一件过于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个人只要不加入政治集团，不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那么他当下所享有的任何好处都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
并且在官官相护这个官场上永恒的潜规则下，一个人只有晋身于仕途才有望获得官僚集团的庇护，否则的话，谁有足够的动机来施加援手呢？
既然政治权力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那么官职就成为最有价值的馈赠，李大亮与张弼的故事将这个道理完美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隋朝末年，李大亮被叛军擒获，同时遭擒的其他人全被杀死。
叛军首领张弼觉得李大亮并非常人，特地释放了他，还与他定下交谊。
后来天下定鼎，李大亮仕途显达，常常念及张弼的恩情，却苦于寻不到恩人来报答。
直到唐太宗贞观末年，李大亮在路上偶遇张弼，才知道张弼隐匿了身世，正在新朝担任着将作丞这样一个卑微的职务。
李大亮就在道路中间握着张弼的手，泪下而不能自已，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赠给恩人，怎奈张弼推辞不受。
李大亮向唐太宗请求：“我之所以得到现在的荣华富贵，全是张弼的功劳，乞求陛下降低我的官爵来给张弼升任。”
唐太宗于是任张弼为中郎，随即改任为代州都督。
（《大唐新语·举贤第十三》）
以公职报答私恩，并且堂而皇之地在朝堂讨论，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这也并非末世之乱征，而是发生于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贞观之治时期。
这类事例在史书中并非少见，原因在于所谓公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职，既不由公众检选，也不受公众监督，更不对公众负责。
在帝王家天下的时代，所谓公职人员，其实质无非是帝王私产的打理者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恩荫制度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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