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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最具诡辩色彩的是，苏秦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因为忠诚守信而得罪了国君的人：“臣下有个邻居在远方做官，他的妻子因为与人私通而计划着谋杀亲夫。
丈夫从远方归家之后，妻子让小妾捧着一杯毒酒送去。
小妾这时候面临两难的困境：她明知那是毒酒，若送上去就会毒杀男主人，若说出来就会使女主人被逐。
无奈之下，她假装跌倒而扔掉了酒杯。
男主人大怒，将她鞭打了一顿。
其实小妾这一跌，上救了男主人的性命，下使女主人免受驱逐，而如此的忠心却换来一顿鞭打，这就是因为忠诚守信而获罪啊。
臣下的情形，难道不是与这名小妾十分相似吗？臣下侍奉您，努力推行信义而有利于国家，现在竟然获罪，臣下担心继臣而侍奉您的人做事都要畏首畏尾了。”
苏秦这番道理虽然欠缺逻辑，但基本理路大略可以归纳如下：
（1）承认信行的价值，但将其价值仅仅局限于自我完善这一途。
（2）认为信行只可守成，不利进取。
（3）自己的无信其实是一种更大的信行，虽然不利于自己，无法达至自我完善的高深修养，却大大有利于国家和君主。
儒家一向对这种作风嗤之以鼻：一个人若连基本孝道都罔顾，却千里迢迢帮助外国和外国的君主富国强兵，这与竖刁、易牙之辈有何区别？至于所谓进取之道，自然以修身为首务，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这才是进取的正确次序。
这样的高尚政治风范在历史上确实也可以举得出一些佳例，譬如汉代万石君石奋一家以家风恭谨著称，即便是公认为石氏兄弟中最为简易的石庆，在出任齐国丞相时也能因为齐国人慕其家行的缘故，“不治而齐国大治”
。
（《汉书·石奋传》）
在这样的政治风范里，开疆拓土并非不可，但要么是吊民伐罪，要么是近者悦之，远者来之，只要内政修明，就可以使外国百姓自动自发地归附。
但这毕竟是王道，王道的特点是日积月累，润物无声，不可以求朝夕之功。
所以，在竞争惨烈的战国时代，王道是注定行不通的，环伺的强邻们不会给你这么多的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秦的说辞似乎还算有几分道理，并且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性：信行分为大信与小信，儒家所推崇的那套东西只是小信而已，不惜违背小信以救亡图存，这才是大信。
至此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儒家对管仲的矛盾态度，而如果请苏秦来解释管仲的一生，恐怕也会称道他是一位舍小信、取大信的圣哲吧？而如果仅仅因为运气的缘故，管仲的政治抱负终究未能实现，儒家与苏秦者流又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真的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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