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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特征是追求大和满，这可以从建筑、文学、书法、画像砖等方面得到证实。
反映到印章艺术上，同样是大和满的审美取向。
印文的方整缜密、屈曲填满、浑穆严整之美便从印文中传神出来。
当然，汉私印中写意类印、凿印、古陶印等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张扬，这只是特殊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汉印在中国印章上的地位。
印章唯汉盛，其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篆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
在私印方面，与官印相比有一些变化。
隋唐时期，由于钤印方式的改变，印文由阴文改为阳文，且印面增大。
为了顾及印章之美，填充印面空间，采用的印文便是汉摹印篆，平正方直。
在印论上，明代祝世禄在《梁千秋印隽》序中说：“印章之作，其年尚矣。
盛于秦而工于汉，其法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以通其宜，匠心运妙为千秋典型……云间顾氏，累世博雅，搜购古印，不遗余力，印传宇内，名顾氏《印薮》，家摹人范，以汉为师。”
[7]在明代，印人们多能以汉为师，文彭的篆刻多元朱文和汉白文，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三桥派”
。
明隆庆六年，顾从德与王常编著《顾氏集古印谱》，在江南一代引起强烈反响。
万历三年，该谱名为《印薮》，形成了学士大夫，读印便称摹秦汉印的“仿汉热”
局面。
何震以仿汉凿印为基础，影响到梁千秋、程朴、胡正言等，形成“雪渔派”
。
苏宣仿汉铸印，影响到程远、何通、姚叔仪等，形成了“泗水派”
。
另外，朱简、汪关等也是治印高手。
清冯承辉在《印学管见》中尝言：“笔下不难风秀，难于古朴中仍带秀气；结字不难整齐，难于疏落中却又整齐；运刀不难有锋芒，难于光洁中仍有锋芒；竖画不难于直，难于似直而曲，似曲而直。
此种种妙法，唯汉印有之。”
[8]徐坚在《印戋说》中说：“今观秦、汉印中，壮如鼓剑，细如抽茧，端庄如搢笏垂绅，妍丽如春葩，坚卓如山丘，婀娜如风柳，直如挺戈，屈如拗铁丝，转折如脱刃、如折竹，密如布棋，疏如晨星，断如虹收，联如雁度，纵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者，惟一片神行其间，以故能出于无法，臻于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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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述汉印之美，虽是模糊性语言，但也能使我们感到汉印艺术的魅力所在。
他认为汉印并不是刻意讲究所谓章法、刀法，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不自觉运用，这种有意无意之说，已把汉印的创作提升到了理论的地步。
高积厚在《印述》中说：“（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
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
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璃、有琢，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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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宋元官印鉴赏
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篆刻艺术自西晋开始走向低迷，这与三国魏晋时期动**的社会环境与少数民族的入侵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的入侵虽然为文化艺术客观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创作元素，但其造成的社会动**则阻碍甚至破坏了原有文化艺术的发展，篆刻艺术同样如此。
西晋至隋间，虽然篆刻艺术依然秉承了两汉以来的基本形制，但汉印中的磅礴大气，丰沛的活力已再难寻觅。
这一现象，直至隋唐后才在官印制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相较于繁荣兴盛异彩纷呈的秦汉时期，就仿佛恒河之沙，虽独成世界但仅缀恒河之景，其艺术成就更是无法与秦汉印相企及。
但就篆刻艺术的发展史而言，唐宋篆刻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当中，是中国篆刻艺术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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