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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其他权力。
主要涉及与学校的专业性活动相关联，或由这种活动派生出来的一些权能，如颁发证书、技术转让收益等。
显然，如果仅就现行的法律规定看，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衡量，我国的公立学校都被授予了相当充分的权利和权能。
此外，从“学校权利”
与“校长权力”
的关系来看，第一，“学校权利”
肯定大于“校长权力”
的范围。
因为，从民法角度看，校长仅仅是学校的一个“法人机关”
，所以，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下面，作为一类社会组织的学校，其整体性的“学校权利”
都会大于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校长权力”
。
第二，“校长负责制”
就是“首长制”
或“一长制”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管理学的常识。
根据管理学中的“权责相符原则”
，既然《教育法》已经规定学校的教学、其他行政管理由“校长负责”
，那么，就理应赋予校长以相应的管理权力。
因此，在“校长负责制”
下面，法律所赋予学校的各项权利，也主要应由作为学校责任人的校长代表学校来行使。
由此出发，在现行“校长负责制”
之下，学校的上述权利也可被合乎逻辑地理解为校长权力的大致范围。
具体来看《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公立中小学的校长，既被授权行使对学校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又可行使一定的行政性职权。
如果校长的这些权力能够得到真正落实，应该说他们的办学权力还是相当充分的。
尽管上述分析表明，学校拥有着非常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但是，由于学校不被看做是一种从事专业活动的机构，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性职能，所以，政府就很难真正考虑到学校基于专业活动之上的自主管理要求。
相反，在优先考虑政治使命的前提下，政府必然要通过具体而微的行政干预来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力度。
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所谓的“办学自主权”
，无论有无法律依据，都不可能真正得到政府的尊重与保障。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具体干预学校的课程表制定、教案检查、周程安排、考试时间和次数等一些细微的教育教学活动，而依《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这些都明显属于学校“教育教学组织权”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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