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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
在现实生活中，交易各方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而这也恰恰是许多交易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因此，法律对当事人保有的某些私人信息并不予以干预。
但是，法律通常对基于偶然获取的生产性信息或者再分配性私人信息的合同不给予强制履行的救济。
法律也不允许合同各方保留关于安全的信息，而要求合同各方必须披露，隐瞒安全性的私人信息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上述结论是我们在讨论合同法促进当事人有效率地披露私人信息时已经获得的，此处不再赘述。
我们在此处将讨论因错误信息订立合同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基于错误信息而订立的合同通常不会被法律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
因错误信息订立合同的情形包括欺诈、误述与共同错误。
欺诈是指以使他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欺骗行为。
欺诈首先是做出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言论与行为，并且这些言论或者行为是欺诈人主观上故意做出的，以诱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
欺诈行为受到法律的规制，法学上反对欺诈的理由多出于公平正义等伦理价值的考虑。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反对欺诈是出于效率的考虑。
法律对基于欺诈的合同不予执行给合同当事人提供了一个信号，使他们依据真实信息来订立合同，这样就能为当事人节省核实合同信息真伪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合同订立的交易成本。
误述即不实陈述，是以言论或者行为做出的与事实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意思表示。
从广义上说，欺诈也属于误述的一种。
不过，欺诈强调的是欺诈人的主观故意，而误述在误述人的主观心态上则较为复杂。
从广义上说，误述既包括欺诈性的误述，也包括过失性的误述和无过失的误述。
从狭义上来说，误述主要指过失性的误述和无过失的误述。
本节讨论的误述属于狭义上的概念。
在实践中，误述若不是出于故意，多属于过失性的误述。
除非误述人能够证明自己确无过失，误述人都将被法院推定为具有过失。
法律对基于误述的合同仍然给出不予强制执行的矫正方式，因此，误述与欺诈的法律后果类似。
基于欺诈和误述的合同虽然不一定被法院认定无效，但受害人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合同，有权请求赔偿，也有权拒绝履行合同。
法律对基于误述的合同进行矫正，仍然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
案例3-5和案例3-6分别显示了法律对基于欺诈和误述的合同的矫正。
布朗先生将一家公司的股份资本出售给包括阿切尔在内的若干投资者。
布朗欺骗了这些投资人，后因被控诈骗罪而锒铛入狱。
在布朗的谎言被戳穿之前，阿切尔因筹款购买股份资本向一家银行借贷3万英镑。
后来阿切尔发现受骗后，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法院判令布朗返还3万英镑的投资款和因受骗而损失的13528英镑的银行贷款利息。
在本案中，阿切尔基于布朗的欺诈行为与其订立了投资合同，这样的合同不应得到执行。
法院认为原告阿切尔有权解除合同并获得损失赔偿。
被告布朗应当向原告阿切尔返还3万英镑的投资款，并向其赔偿因受骗而损失的13528英镑的银行贷款利息，因为被告知道原告筹集款项并支付银行利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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